一、過度互聯

Cal Newport 著，范雪竹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上月讀過同一作者的《深度數位大掃除》，《過度互聯》則針對與此相關的另一現象而發。

電子郵件不是做加法，而是改變生態。2021年的辦公室（相比於1991年的）從整體上變成了截然不同的辦公室——這裡的工作永不結束，信息流動都是臨時性的，毫無條理可言，這就是我說的「過度活躍的群體思維」。我們從未這樣工作過，但今日我們已徹底淪陷在這種群體思維的需求中，我們被浮淺的忙碌折磨得精疲力竭，努力想完成重要工作，卻感到愈發悲慘。

雖然電子郵件在中國應用並不廣泛，然而「過度活躍的群體思維」卻無處不在。身處大潮之中，個人如何自救，值得深思，亦值得嘗試。

二、失控的焦慮世代

Jonathan Haidt 著，鍾玉玨譯，臺灣網路與書出版，二〇二四年

書中揭示，二〇一〇年之後，世界絶大部分地區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殘、自殺均明顯增加。作者認為這是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所致。

隨著基於遊戲的童年轉變成基於手機的童年，許多兒童和青少年更想待在室內玩線上遊戲，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失去了接觸各種挑戰的機會，這些挑戰包括身體的和社會體驗的。這些體驗能夠幫助年輕的哺乳動物發展基本能力、克服先天恐懼並準備減少對父母的依賴，是其成長發展當中不可或缺的……現實世界中的過度保護，虛擬世界中的保護不足，兩者共同導致1995年以後出生的孩子成為焦慮的一代。

作者希望政府、企業、學校、家庭一起行動起來，我卻對此非常悲觀。

另，檢索此書作者時，發現一部紀錄片 Childhood 2.0。

三、失敗者回憶錄

李怡著，印刻文學出版，二〇二三年

作者曾創辦《七十年代》《九十年代》雜誌，廣獲海外華人知識人歡迎。其一生經歷與轉變，奮鬥與堅持，可為香港現代史、當代史之見證。

印象最深者三：從愛黨愛國青年轉變為反共報人之歷程；與妻子麗儀之患難與共；與中共香港地下黨組織之周旋。當另外為文詳述之。

四、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余英時著，東大圖書出版，一九九八年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興起「陳寅恪熱」之時，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揭示陳先生晚年在共產極權統治之下的悲惨遭遇。然而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

《最後二十年》一書主要是考查與陳先生的「磨難」有關的外在事實，而不太注重陳先生詩文中所表達的內心感受。這是作者自定的界線，無可非議。不過為此自限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陳先生晚年詩文極其難解，余先生之釋證亦非沒有爭議。然而通讀《釋證》多篇文章，不得不佩服余先生抽絲剝繭、條分縷析的能力，不得不佩服他善用陳先生自己解釋古典故實的方法來解讀陳先生之詩：

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辭用意之妙。（《柳如是别傳》上冊）

讀罷此書，心中久久不能平靜，遂賦七律一首：

浮海從來非本心，避秦何必武陵深。

三餐已習西州飯，六律猶思東土音。

修水瀠洄千丈涙，潛山迤邐萬株森。

斫頭詩句昭然日，罷酒對燈悲陸沉。

五、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余英時著，時報文化出版，二〇〇七年

此書第一篇文章《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之中一段話最值得分享，乃因余亦常遇此種詰問：

所以僅就人的尊嚴一點而言，中國文化早已是現代的，不必經過俗世化才能產生。習慣於西方知識論思路的人也許會問：我們怎麼知道「天地之性人為貴」呢？這一論斷有科學的根據嗎？中國思想史上關於人的道德本性的問題曾有過很多的論證……哲學論證是次要的，科學的證據尤屬題外，這一點康德早已分析得很明白了。其實在中國人看來，這根本不構成一問題。古今無數道德實踐的實例已足夠證明人是天地間唯一具有價值自覺能力的動物。

六、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著，允晨，二〇一八年

第二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記錄余先生幼年在安徽鄉下對於共產黨的最初印象，他後來說：

如果「新四軍」第四支隊作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潛山一帶具有代表性的話，它留給當地百姓的則主要是恐懼，而沒有一絲一毫理想的嚮往。整整九年間，從未聽說這支武裝力量代表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一個新世界將代舊世界而興起。

關於這段經歷，楊照在「看理想」《從思想史看中國：余英時史學簡述》介紹余先生時，只是很隠晦地提及：

余英時從7歳到15歳，也就是到戰爭結束，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經歷。他躲在非常鄉下的地方，跟當時中國的這些主要都市沒有什麼樣的來往，也沒有受到太多來自於現代生活跟各種不同知識的衝擊，他就在潛山的鄉下長大。但是在潛山鄉下長大的時候，例如說新四軍來到了安徽，那就對於他成長的過程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影響了後來余英時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也影響了余英時他在人生其他領域的一些態度。

第四章《香港與新亞書院》有一小節回憶「校外求知」，自謂在新亞讀書期間，最緊迫的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他從兩個方面求知來解决：一、取得關於歐洲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况，判斷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論斷是否已受到修正，修正到了什麼程度？二、對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學術思想的一般狀態獲得一種大體上的認識，才能對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地位及其意義作出判斷。余先生這段校外求知經歷，或許對於仍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的人有所啟發。

七、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余英時著，印刻文學出版，二〇二二年

余先生去世後，臺灣出版人顏擇雅整理余先生評論政治之談話，彙為此書，分為《六四之前》《六四之後》《最後見解》三部分。

二〇一八年羅四鴒訪談余先生的內容，最早發表於端傳媒，題為《沒有政權能恃暴力傳之久遠》，非常值得一讀。

書中四篇文章直接談及臺灣和兩岸關係，然而此處必須引用楊照在追懷余先生的節目中所言：

他在香港的民主的經驗，以及第三勢力的根深蒂固的政治立場，所以當余先生講臺灣的民主時，大家應該要有基本的提防。余先生從來沒有真正理解臺灣的民主是怎麼來的。對他來說，臺灣的民主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臺灣終於在國民黨以外走出了這條民主的路……他並沒有真正進入到臺灣歷史去了解，包括從1950年代因為美國的勢力的進入，美援進入，跟美國之間的關係；1960年代，發生了從雷震事件之後，本土的力量用不同的方式開始崛起。余先生對於臺灣民主的這一條路，因為第三勢力，因為他對於胡適之的認識跟理解，他還是用這種方式……他支持，他講過評論過臺灣的民主。但是如果從一個比較深遠的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得不說，余先生對於臺灣民主的許許多多的看法，我自己認為，如果需要一個比較深厚的基礎的話，這方面恐怕我們是找不到的。我們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八、翻譯乃大道

余光中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已作兩篇書摘（一、二），批評民國初年作家白話文水平不高，以及白話文濫用「的」字。雖非寫作指南，卻可以為借鏡。

九、翻譯的甘苦

董樂山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亦作兩篇書摘（一、二），批評譯文中「主義」泛濫，又批周汝昌之民族主義言論。

十、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Alan Bullock 著，董樂山譯，群言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董氏受極權主義迫害甚深，其晚年譯作均有深意存焉，如《一九八四》，如《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作者於第五章《人文主義有前途嗎？》言道：

人文主義傳統在二十世紀面對的挑戰主要包括納粹德國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以及冷戰當中的劍拔弩張……正是在歐洲左派不顧其人文主義根源，對左翼革命的烏托邦夢想展開盲目追求之時，二十世紀真正的革命性創造——操縱人民的技術（包括共產主義的宣傳鼓動與誇誇其談，以及希特勒的「宣傳加恐怖」模式），以及始作於此的秘密警察體制——開始在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宣傳部、監獄和集中營發展起來。

上次修改於 2025-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