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每讀近人譯作，見其滿紙「歐化中文」，輒難忍心中怒火，欲棄之不觀。然余深知此種「積非成是」絶非一人過錯，遂不忍苛責其人。又自思平日翻譯寫作，是否句句恪守漢語傳統而不逾矩？乃知此道實艱，非長年累月刻苦經營不可得也。幸而前賢於此已有論述，吾輩小子，虛心受教便是。

讀余光中《翻譯乃大道》（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略摘數段分享於此。其人其行雖有爭議，然其論翻譯之道，頗得我心。可與思果先生《翻譯研究》《翻譯新究》諸書互相發明。

《變通的藝術——思果著〈翻譯研究〉讀後》

在堅守「精確」的原則下，譯者應該常常自問：「中國人會這樣說嗎？」如果中國人不這樣說，譯者至少應該追問自己：「我這樣說，一般中國人，一般不懂外文的中國人，能不能了解？」如果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譯者就必須另謀出路了。

譯者追求「精確」，原意是要譯文更接近原文，可是不「通順」的譯文令人根本讀不下去，怎能接近原文呢？不「通順」的「精確」在文法和修辭上已經是一種病態。

為了「精確」不惜犧牲其他美德，這種譯者，在潛意識裡認為外文優於中文，因為外文比中文「精確」。這種譯者面對「優越」而「精確」的外文，誠惶誠恐，亦步亦趨，深恐譯漏了一個冠詞、代名詞、複數、被動的語氣，或是調換了名詞和動詞的位置。

這種貌似「精確」實為不通的夾纏句法，不但在譯本中早已猖獗，且已漸漸「被轉移到」許多作家的筆下。崇拜英文的潛意識，不但使譯文亦步亦趨模仿英文的語法，甚且陷一般創作於效颦的醜態。長此以往，優雅的中文豈不要淪為英文的殖民地？……無條件的精確主義是可怕的。許多譯者平時早就養成了英文至上的心理，一旦面對英文，立即就忘了中文……許多準作家就從這樣的譯文裡，去親炙托爾斯泰和佛洛貝爾，愛默生和王爾德。有這樣的譯文壯膽，許多準作家怎不油然而生「當如是也」之感？

「畸形歐化」是目前中譯最嚴重的「疵境」，究其病源，竟是中文不濟，而不是英文不解。事實上，歐化分子的英文往往很好，只是對於英文過分崇拜致於泥不能出，加上中文程度有限，在翻譯這樣的拔河賽中，自然要一面倒向英文。

《論中文之西化》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文化正當盛期，中文的生命厚實穏固，自有足夠的力量加以吸收。但民初以來，西方文化借英文及翻譯大量輸入，卻正值中國文化趨於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經僵化，白話猶在牙牙學語的稚齡，力氣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現象。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似乎止於詞彙，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已經滲入文法。

胡適、傅斯年等人畢竟舊學深邃，才能痛陳文言末流之種種弊病。他們自己動筆寫起文言來，還是不含糊的。以傅斯年為例，他最初發表《文學革新申議》和《文言合一草議》，是用文言，到了發表《怎樣做白話文》時，就改寫白話了。一個人有傅斯年這麼深厚的中文根柢，無論怎麼存心西化，大致總能「西而化之」，不至於畫虎類犬，陷於「西而不化」之境……真通中文的人，體魄健全，內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

「五四」人物的危言聳聽，要全盤西化，畢竟因為腹笥便便，文理通逹，筆下並沒有西化到哪裡去。受害的倒是下一代以至下兩代。

《白而不化的白話文》

民初作家年輕時用青澀的白話文寫出來的不很成熟的作品，值得全國青年當做經典範文，日習而夜誦嗎？民初的這幾位作家，停筆又早，作品又少，而寥寥幾篇不耐咀嚼不堪細析的少作，卻盤踞課本和文選達數十年之久，這真是一個怪現象。

「五四」以來，為害最大的虛字，便是出現得最頻的那個「的」字。我常覺得，知道省用「的」字，是一切作家得救的起點……許多作家或出於懶惰，或出於無能，把形容詞和名詞的關係，一律交給「的」字去收拾。

20年代的作家去古未遠，中文根柢仍厚，西化之病只在皮毛……到了30年代，像何其芳筆下的西化，就已經危及句法、語法和思考方式了。

半世紀來，在政治背景和文學風氣等等的影響下，課本、文選、新文學史對白話文作者的取捨揚抑，經常顯示批評眼光的偏失。其結果，是少數未盡成熟的作家被譽為大師，幾篇瑜不掩瑕的作品被奉為範文，竟而忽略了少人吹噓卻大有可觀甚至更好的一些作家、作品。坊間流行的不少散文選，都收入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似乎只要是名家便無所不能。其實這些人絕非當行本色的散文家，入選的作品也都平庸無味。反之，像梁實秋、錢鍾書、王力這些學貫中西、筆融文白的文章行家，卻遭到冷落。另一方面，像陸蠡這樣柔美清雅的抒情小品，也一直無緣得到徐志摩、朱自清久享的禮遇，而聲名也屈居在毛病較多的何其芳之下。

上次修改於 202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