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甘苦》收錄董樂山先生所撰幾十篇短文，有些嚴肅，有些詼諧，均能予人啟示，有一篇文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談及周汝昌的輕率言論。

1995-1996 年間，周汝昌在一家讀書刊物上發表文章，談對待讀書的方法和態度，文中提到：

咱們中國對待讀書的講究可大了……不像英美「老外」只會說一個 read。

董樂山先生反駁道：

以周先生所舉的例子 “read” 一詞而論，周先生有所不知，它在英文裡就像中文裡的「閲讀」一詞一樣，有許多具體閲讀情況而異的同義詞。比如要說「細讀」有 “peruse”，「專心閲讀」有 “pore over”，「研讀」有 “study”，「瀏覽」有 “browse”，「翻閲」有 “leaf through” 和 “thumb through”，「掃描」有 “scan” 和 “skim”，「默讀」有 “silent reading”，「嘴唇嚅動而不出聲」有 “lip-reading”，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一個詞為例，就斷言某一種文字一定勝過另一種文字，或以甲之長比乙之短，恐怕有失輕率，至少是不夠妥當的。

周先生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西語系，亦曾執教於四川大學外文系，然而世人皆知，他畢生治學重點在《紅樓夢》，旁及中國古典詩詞，並無一本著作涉及西方語言文化。他是公認的「紅學」大家，又是胡適之承認的關門弟子，本應恪守學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訓，不該以輕率口氣談論西學。然而這樣一位「嚴謹」的學者，何故發此怪論呢？恐怕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不無關係。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誕生經歷了撕裂之苦，與其相伴的是政治與文化的斷裂，是對中國文化超越性的放棄，而接受一個器具性的政治理念。此時正是中華帝國處於全面危機之時，中華文明的羸弱已顯，隨之而來的是由西方文明的象徵之物堅船利炮帶來的屈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不僅誕生於這種衝突氣氛之中，它本身也是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基礎與工具、感情與理性等一系列衝突的結果。這種血與火的對峙開始於 1840 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掃滅了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優越的自信心，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烙下了對西方的怨恨。民族主義正是這次碰撞結下的苦果。（陳彦《中國之覺醒》第七章，香港田園書屋，二〇〇六年）

百餘年來，正是由此種民族主義之刺激，若干中國學人表現出兩種看似相反、實則相類的心態與言行。湯錫予先生 1922 年批評當時之文化研究稱：

時學之弊，曰淺，曰隘。淺隘則是非顛倒，真理埋沒；淺則論不探源；隘則敷陳多誤。……時學淺隘，故求同則牽強附會之事多；明異則入主出奴之風盛。……時學淺隘，其故在對於學問猶未深造，即中外文化之材料實未廣搜精求。（《評近人之文化研究》，載《學衡》第十二期）

湯先生所謂「入主出奴」者，即當時若干學人面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而於中國文化，一味貶低，此為晚清民國時期之常見心理，謂之喪失民族自信者可也。與此對反，則為堅守中國文化系統、不願捨己從人者，其極端者則謂中國文化處處優於西方，不必向西方學習。余觀周汝昌先生「不像英美『老外』只會說一個 read」 之言，並不感陌生，亦不覺意外，二十世紀持此類言論者又何止一人？然而周先生 1995 年前後發此言論，則不得不令吾人想起余英時先生批評當代中國民族主義。

香港作家李怡回憶說：

他（案：指余先生）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第 147 篇《余英時與〈九十年代〉》，印刻出版，二〇二四年）

余先生 2006 年在紀念「文革」的一場演講中說：

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中國官方在大陸社會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連知識分子都很受這股情緒傳染左右。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走極端的。

上次修改於 202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