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在《概念民國：不一樣的中國史・迴音》裡提到2010年前後中國大陸的「民國熱」：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臺海兩岸關係快速拉近，尤其是民間的交流極度熱絡，大陸民衆對臺灣產生了空前的興趣與好感。臺灣被視為某種未來大陸發展的典範，尤其是民主制度與多元自由的情況，讓許多大陸朋友甚感認同、羨慕。

於是在大陸出現一個帶有高度現實批判意涵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能發展出民主與多元自由？」這樣的提問帶着對中共的批評與不滿，所以也不能講得那麼明白，於是轉一個彎，改寫成歷史性的問題，問：「民國」有什麼特殊之處？後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因而決定了當前大陸和臺灣截然差異的發展道路？

這樣的提問，忽略了日治殖民因素，忽略了臺灣在韓戰之後被編入「冷戰」結構中形成對美國依賴的因素，不可能真正解釋現實臺灣的來龍去脈。

不過提問的動機從來就不是真的為了研究、理解臺灣，毋寧是要利用臺灣的成就，對照形成對中共政權的檢討，並且試圖推動大陸政治與社會進一步的開放改革。

當時不知道，十幾年後回顧才曉得，那是中國大陸一段奇特的黃金時代，在思想、學術、藝術，乃至生活改造都迸發出驚人活力的時代。

他從2007年開始在「敏隆講堂」講中國通史，主要是受到臺灣當時時代變化潮流的強烈刺激。

2006年「紅衫軍事件」期間，楊照擔任《新新聞週刊》總主筆。有一段時間，他在公私場合一再表示：儘管諸多證據顯示第一夫人涉案極深，但仍然相信陳水扁、邱義仁等人不太可能涉案。他的判斷主要來自他過去和這些人的互動往來。他說：

陳水扁是一位權力慾望極高，以至於可以放棄許多生命其他追求的人，包括物慾財富的追求。至於邱義仁，他有那麼長久的革命信念，投身組織「新潮流」這樣嚴密的革命團體，怎麼可能是個貪財的人？

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他錯了，他說：

原來我對於這些投身黨外到反對黨運動中的人，我有諸多機會近身觀察的人，都嚴重誤判？使得我誤判、使得這些人變得如此不同的原因是什麼？是普遍的政治權力嗎，還是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

於是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盲點：很年輕就站到黨外民主運動一邊，也曾經在第一線參與民進黨第一次總統初選，許信良邀請他擔任過黨部一級的主管（許信良競選總統辦公室專案主任、民進黨中央黨部國際事務部主任），這讓他失去了客觀、嚴謹看待乃至批判民進黨的能力嗎？

越是深入檢討民進黨執政五六年的經驗，他越是感到沮喪。他說：

尤其我不可能遺忘在黨外時期對抗國民黨的鬥志怎麼來的，創黨之初對於臺灣未來的想象又如何形成的。對比、對照之下，取得權力的民進黨正在打造一個很不一樣、背離當初理想與奮鬥目標的臺灣社會。

以下是他反思的重點，那就是民進黨執行的「本土化」教育與文化政策：

最令我不舒服的一項變化發展，是民進黨執行的「本土化」教育與文化政策。「本土意識」當然是從黨外到民進黨這股反對勢力最重要的資產，也是我自己很早就投身支持的價值。然而那個年代（注：指黨外運動時期），「本土」的意涵是從與「大中國主義」對抗中形塑出來的。「大中國」是虛假的，脫離現實的；「本土」是植根於現實的，是真確的。「大中國」是簡化的、排斥性的，硬是要將多元的臺灣窄化為一元的；「本土」是正視並尊重臺灣多元族羣、多元歷史、多元文化的。這是我認知、擁護的「本土」。

然而這卻不是民進黨取得權力之後實行的「本土化」，尤其是以「去中國化」當作實施重點的「本土化」。這種做法和當年我們反對的國民黨政策，同樣是減法的、窄化的，而且同樣是將自己不喜歡、與自己無關，或者自己無法理解的部分，就強制排除在「本土」之外，在「臺灣」之外。國民黨曾經用這種方式對待他們看不慣的日本因素，現在民進黨竟然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看不慣的中國因素。

我們的上一代，我的父親母親，被國民黨剝奪了他們的日本時代記憶，從主流的教育與文化中驅逐出去。說日語、受日本影響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但那就是他們真切的生命記憶。唯有的生命經驗，卻硬生生被取消了。真沒想到在我這一代，就在我自己身上，竟然要承受一個新的政權，同樣霸道地取消我和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記憶與經驗。那也不是我選擇的。我出生、成長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潮流中，我學會了一身熟悉中國傳統，得以親近中國歷史文化的習慣與本事，他們現在卻要說：這不是臺灣，如果要做臺灣人，就必須放棄這些。

我不同意，我無法同意。所以我決定回頭整理我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真實生命經驗，我決定儘可能完整地講述一次我所知道的中國歷史。

最近他在「世界一把抓」節目談到建國中學的時候，仍然在批判民進黨這種「本土化」教育和文化政策的負面影響。節目《明星學校真的是好學校嗎？》

他在這本書中提到許多事情，我特别摘出這兩段分享，是因為我自己完整經歷了從「民國熱」到對臺灣祛魅的過程。

2008年馬英九上臺，我當時還在廈門大學讀書，明顯感受到兩岸關係升溫：學術交流頻繁，身邊很多朋友去臺灣交換半年一年，回來之後，我就找他們長談。有朋友學新聞，交換期間特別留意臺灣的校園媒體，帶回好幾個大學的校園報紙和雜誌，我看了之後大開眼界。比如臺灣大學的「百大維新」事件，東吳大學學生針對學費漲價質問校長。後來大陸學生可以申請去臺灣讀研究生，我也專門找老師同學諮詢，不過我在學校的成績太差，最後也就作罷，那大概是2009-2010年。

如楊照所說，大陸學術界、媒體界掀起「民國熱」，研究西南聯大和民國知識分子的謝泳老師於2007年調入廈大，我在大學後半段與他交往，那是我瞭解民國知識分子和學術界的開端。不過謝老師研究西南聯大倒不是受「民國熱」影響，他的研究早就已經開始。當時又有同校歷史系饒佳榮師兄翻譯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也是那個時候關注民國歷史的必讀書。我當時很想做兩岸信息交流的平臺，遂搭建一個網站叫做 86886.tw（86 是中國大陸的國際電話區號，886 是臺灣的區號）。後來因為參與維權活動，以及退學、工作等等，此事也未繼續。

當時的我，20歲出頭，就像楊照所說：「在大陸出現一個帶有高度現實批判意涵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能發展出民主與多元自由？』這樣的提問帶着對中共的批評與不滿，所以也不能講得那麼明白，於是轉一個彎，改寫成歷史性的問題：『民國』有什麼特殊之處？後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因而決定了當前大陸和臺灣截然差異的發展道路？」不過我並未意識到正處於這樣一個思想環境當中，只是無意識地跟隨時代潮流去探索去發現。

2012年加入傳知行研究所，接觸更多的學者，也讀了更多的書，開始關注臺灣民主轉型。笑蜀離開「南方系」之後，有一段時間也在傳知行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他往臺灣訪學，帶回大量有關臺灣民主轉型的書籍和資料，令我大飽眼福。於是知道臺灣成為民主、自由、多元的社會，不只是「民國遺緒」，還有日本統治以及戰後美國的影響。知道這些之後，有一段時間略感沮喪：原以為可以從追溯「民國歷史」來探究臺灣民主化的路徑，進而思考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但是日本、美國因素，使得我原來對於「民國」到「臺灣」的追溯似乎變得不再可能。就如同我讀完甘地傳記之後思考「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國如何開展，結論就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絕無可能，我也為此感到難過。

2014年短期訪問臺灣。當時「太陽花學運」剛剛結束，馬英九和國民黨盡失民心。在臺期間，接觸民進黨早期參與者，又與民進黨青年部的人面談。當時的想法和心情仍然有些幼稚（然而當時並不自知，後來反思才明白）：嚮往臺灣的民主制度，同情臺灣被中共打壓威脅，心理上很容易親近「抗中」的民進黨，而厭惡有着威權歷史、又在當下與中共眉來眼去的國民黨。簡單說就是受到臺灣統獨二元對立立場的影響，並且不自覺地站在其中一邊。

2018年在深圳工作，老闆來自臺灣，是郝龍斌的近親。從他這裡，我接觸到另一種臺灣人：討厭中共，絕不認同中共的「一國兩制」方案，但同時厭惡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政策和反中論述。我開始反思原來那種簡單的統獨二元思維，也開始留意民進黨執政的問題，尤其是其「本土化」建構過程中刻意忽略很多重要歷史，這與我一向珍視的「尊重歷史」完全相悖。

蔡英文2020年開始她的第二任期，接下來四年發生很多重要的事：COVID-19防疫，Trump第二次競選，Pelosi訪臺，中共圍臺軍演……我從親綠的臺灣媒體看到很多關於這些事件的評論，到最後只想用「胡說八道」四個字評價。RSF 2023年給臺灣媒體的評價是：

媒體雖然是自由的，但也存在嚴重的政治兩極分化，不公開的廣告，譁衆取寵和追逐利潤等問題，妨礙公民獲取客觀信息。

2022年開始在「看理想」聽楊照的《錢穆學思總覽》，又順藤摸瓜去看、去聽他這兩年的很多作品和節目，帶給我很大震撼。光是他的個人經歷就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他的外祖父是臺灣本土精英，30多歲就死於「二二八」；他自己年輕時候接觸《自由中國》而追求自由，參與黨外運動。可是他在蔡英文執政期間嚴厲批評民進黨。如果按照本省外省、統獨的二元思維，他的外祖父死於「二二八」，他應該「無條件」支持民進黨才對，可是他沒有，為什麼？算起來，我這兩年接觸最多的就是楊照。看完他寫的《不一樣的中國史》總共13冊，聽完《錢穆學思總覽》，又聽了許多期《世界一把抓》。這才漸漸弄清楚他的選擇和他的堅持。所以今天看到他寫2006以來對於民進黨的反思，竟然看得我想哭。

上次修改於 2025-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