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一直有種說法：史學大師錢穆賓四先生有某種先見之明，他在 1949 年看到共軍渡江公告之後，便決定離開中國大陸。因此才能免於 1949 年之後種種政治運動之迫害，傳揚中華文化於海外，並享高壽以終。
這種說法不僅出現於視頻網站的說書先生口中，甚至知名學者的文章當中也可以看到。比如王焱（曾任《讀書》雜誌編輯部主任、執行主編）在《文體學與論世知人：一則頗堪玩味的往事》當中就說：
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文章一道，爲其餘事，但是他素來強調「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所以在古文辭方面也造詣頗深。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頗堪玩味。1949 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
王焱老師這篇文章本爲說明文體學與知人論世，重點不在考察史實，於細節處多有可商。
《師友雜憶》第十四篇《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載：
徐州既陷，時值春假，適廣州有一華僑大學來函相招，余遂決意暫避。時共黨廣播稱榮德生爲民族資本家，囑勿離去。榮氏集團中人，亦勸余留校，可隨隊同遷。又族叔孫卿乃子泉孿生弟，亦屢勸餘勿離去。言下若於共軍渡江有深望。余告孫卿：「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共軍先後文告，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孫卿無以應。然其力勸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臨去只言春假旅行……
可見，當時勸錢賓四先生留下來的不是錢基成（字子蘭，錢鍾書嗣父），而是錢基厚（字孫卿）。與錢賓四先生討論共軍佈告的，也是錢基厚。而且，《師友雜憶》並未提及具體是哪一篇佈告，只說「共軍先後文告」。
又《師友雜憶》第十五篇《新亞書院（一）》載：
民國三十八年春假，余與江南大學同事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赴廣州。及共軍渡江，上海戰事日緊，政府大部分機關已遷至廣州。
共軍攻佔徐州，在 1948 年 12 月 1 日。共軍渡江，在 1949 年 4 月 21 日。共軍渡江之前，錢賓四先生即已離開無錫。因此才有「及共軍渡江」的說法。因此，他與錢孫卿談起的「先後文告」不會是渡江公告。
又《唐君毅先生年譜》（九州出版社，2016 年）「一九四九年」載：
二月下旬，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先生約唐先生與錢賓四先生赴穗講學。
四月四日，與二妹及錢先生同赴上海。五日，與二妹赴杭，訪牟宗三。七日，與錢先生同乘金剛輪赴粵。十一日，抵廣州。
六月七日夜，與二妹及錢先生乘船抵港。
唐先生的年譜提供了更準確的時間，二月下旬接到華僑大學邀請，四月四日離開無錫、前往上海。
結合《師友雜憶》及《唐君毅先生年譜》便可確定，共軍渡江之前，錢賓四先生便已離開無錫。《師友雜憶》之中所載他與錢孫卿的對話，最晚也發生在 4 月 4 日之前，當時共軍尚未渡江，更無渡江佈告。
後世讀者看到《師友雜憶》的記載，又聯繫錢先生後半生的經歷，很難不生起好奇之心，想要探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篇共軍佈告讓錢先生感到「無絲毫開國氣象」，遂決定離錫暫避。
既然已經確定不是渡江佈告，那麼到底是哪一篇佈告呢？
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之毛澤東作品部分第四卷，錢先生與錢孫卿談論的更有可能是這幾篇文章。
- 《將革命進行到底》（1948 年 12 月 30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81230.htm - 評戰犯求和（1949 年 1 月 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90104.htm -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 年 1 月 14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90114.htm
具體是指哪些，似乎已經難以查考。不過上面這三篇確實寫得殺氣騰騰，讀者可以自己閱讀體會一番。真如錢先生說，沒有「開國氣象」。中國歷史傳統上，開國者都要大赦天下，而這些佈告滿篇都要「消滅乾淨」。
另外，「渡江佈告」這個說法很籠統，如果非要說它是指哪篇文章，那應該是指 1949 年 4 月 21 日的這篇《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也就是著名的「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當然，這篇文章也是殺氣騰騰。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90421.htm
錢先生看到共軍佈告之中的殺氣騰騰而決定離開無錫，但卻並不是直接離開中國大陸。他由無錫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廣州。最後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則是在廣州期間才做的決定。這是另一樁公案，本篇不再贅述。
相隔大半個世紀，回望錢先生當年的抉擇，不得不承認他的睿智和幸運，但也不宜過分誇大，以爲歷史學家一定就有什麼未卜先知的本領。別忘了，1949 年留在中國大陸、後來遭受政治運動迫害的歷史學家甚至歷史大師也不在少數。
最后修改于 2023-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