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今天 2 月 23 日，是瑞吉歐教育的靈魂人物馬拉古奇先生（Loris Malaguzzi, 1920-1994）的誕辰。我們在今天翻譯和發佈本文，既是向已故的馬拉古奇先生致敬，也希望藉此向中文世界的讀者介紹瑞吉歐教育誕生與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馬拉古奇先生的個人經歷。
本文譯者曾經專門撰文，說明《閱讀〈對話瑞吉歐・艾米利亞〉一書的注意事項》。正如譯者在該文中所說，想要真正理解瑞吉歐教育的精神，就必須理解它產生在什麼樣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之下，如此才不至於生搬硬套。
原文標題：The History and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原文出處：Loris Malaguzzi and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2014, Bloomsbury Publishing.
本文譯者：陳純一
版權說明：本文翻譯，未獲原作者授權。本文僅限學術交流，不得用於商業用途。
一、簡介
瑞吉歐・艾米利亞（Reggio Emilia）是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的一個城鎮。意大利的這一地區非常富有，由於有 45000 家從事製造業、食品生產和加工的中小型企業，該地區已經成爲意大利經濟發展的一個典範。許多城鎮以自己的特色而聞名，如帕爾馬（Parma）的火腿，摩德納（Modena）的法拉利汽車和機械，以及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奶酪。然而，瑞吉歐・艾米利亞也因其早期教育系統的發展而受到關注，該系統被稱爲「瑞吉歐教育經驗」，它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鼓勵幼兒探索他們所處的環境，鼓勵他們使用所有可能的「表達、交流和認知方式」來表達自己。……從一開始，就明確承認父母、教育者和兒童之間的夥伴關係。……瑞吉歐教育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方法，來重新思考那些最根本的教育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兒童作爲學習者的性質，教師的角色，學校的組織和管理，物理環境的設計和使用，基於共同的開放式的發現探索的課程設計，和建設性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課程規劃。(Edwards et al., 1998, pp.7-8)
瑞吉歐教育經驗包含的許多因素，現在已經被廣泛認爲是適合幼兒發展、以兒童爲中心的教育的關鍵。包括父母的參與，家庭和學校之間的密切合作，將教育視爲更廣泛的社會的一部分，將幼兒視爲有能力的學習者，提供一個使他們感興趣和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並允許兒童體驗和探索周圍環境。兒童被認爲是有權利的的個體，是有自己的需要和興趣的人，而不是正在長大的成年人。
要理解「瑞吉歐教育經驗」是如何形成的，就必須理解「二戰」之前支撐意大利社會的政治哲學，因爲這種教育經驗完全是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環境之中成長起來的。對那些生活在瑞吉歐・羅馬涅地區的人而言，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形塑了瑞吉歐教育經驗，這兩種意識形態就是受到普遍認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遭人憎惡的法西斯主義。
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按照一般理解，「社會主義」（Socialism）是個比「共產主義」（Communism）更廣泛的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是一種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制度，它只能以一種不穩定的方式發展 …… 與蘇聯共產主義一樣，社會主義者堅持計劃經濟理念——這與不受限制的市場經濟相對立。(Giddens, 1993, pp. 666-7)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陷入動盪，這導致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理論在 19 世紀的發展演變。工業革命也使許多人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現象提出質疑。19 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理論主要出現在法國和英國，其支持者包括聖西門、蒲魯東、傅立葉、布朗和歐文。這些理論家主張對財富進行平等主義的再分配，廢除私有財產，同時建立小型的集體主義社區。
1848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他們在其中概述了其社會改造理論。這種「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主張廢除資產階級私有財產，認爲階級鬥爭是所有社會形成的基礎。他們認爲，只有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進行革命以確保生產資料和財富（資本），才能改變社會。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爲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特點是階級制度和階級鬥爭的結束，生產資料的集體佔有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馬克思在 1875 年就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此，根據這一理論，人們將不再感覺到與社會的疏離，因爲他們既爲合作生產資料的一部分做出貢獻，也能從中受益，還可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根據威廉姆斯的說法，宗教影響了「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這兩個詞的描述性使用，因爲後者比前者更加體現無神論。此外，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可敬」，因爲共產主義與工人階級運動有關。在 19 世紀的最後 30 年裡，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歐洲許多地方都成立了社會民主黨（譯注：社會民主黨是左派政黨的一種，與共產黨不同。）
意大利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PSI）於 1892 年在熱那亞成立，它堅持馬克思的革命社會主義原則。因此，該黨早年在歷屆政府當中遭受巨大損失。然而，在 20 世紀初的幾年裡，它在選舉中取得一些進展。當時，PSI 內部有兩個派別，即改革派和極端派，分別由圖拉蒂（Filippo Turati）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領導。前者主要得到工會和議會集團的支持，而後者則希望得到社會主義左翼政黨國際集團的支持。這種分裂給 PSI 帶來許多困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 PSI 帶來更大的問題，因爲它拒絕支持意大利參戰，導致墨索里尼和他的派別離開該黨。許多前 PSI 成員最終加入了墨索里尼新成立的法西斯黨。1917 年俄國革命之後，PSI 支持蘇聯共產黨政府關於推翻資產階級的呼籲。
1919-1920 年間，法西斯分子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發生了許多暴力衝突。1921 年，PSI 中的激進分子分裂成立意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 PCd’I）。1924 年，社會主義者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被暗殺，法西斯獨裁政權隨後建立，PSI、PCd’I 與所有其他政黨一起被禁止，其領導人在法西斯時代一直流亡在外。
意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munista d’Italia, PCd’I）成立於 1921 年，是與意大利社會黨（PSI）分裂的產物。它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產主義原則，因此被法西斯政府禁止，並受到法西斯成員的暴力攻擊。1926 年，意大利共產黨被解散，隨後以「共產國際意大利共產黨分部」的名義重新組建，這個名稱一直保留到 1943 年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之時。
然而，PCd’I 是該黨更加廣為人知的名字。當時，意大利共產黨有三個主要派別，即左派、右派和中派，其領導人分別是博爾迪加、塔斯卡和葛蘭西。這些派別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給該黨帶來了一些困難。然而，它已經組建了一些全國和地方層面的組織，包括省級聯合會、工會團體和一個與法西斯武裝團體接觸的組織 Ufficio Primo. 在法西斯時代，共產黨被禁止，共產黨左派流亡在外。
在意大利北部，包括艾米利亞・羅馬涅地區，左派政黨本來就是受到歡迎與支持的。當時（和現在一樣）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在法西斯政權時期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們主張的意識形態與政府的意識形態直接對立，因此這些政黨的成員成爲法西斯攻擊的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參加戰鬥的游擊隊員是 PSI 或 PCd’I 的成員。在法西斯政權下生活的經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他們重新思考人們應該如何生活、工作、撫養和教育孩子。就瑞吉歐・艾米利亞而言，這段歷史尤其導致家長開始們尋找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教育他們的子女。
三、法西斯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紮根成長，是由於大規模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導致的巨大經濟困難。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恐懼、1919 年至 1920 年的罷工和暴力，使鄧南遮和墨索里尼嶄露頭角。鄧南遮是一位作家和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創造了「神話」和精心設計的儀式，使人想起古羅馬的輝煌和軍團。正是他提出了「羅馬式敬禮」和黑襯衫，這些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所認同的。許多人認爲鄧南遮有可能在未來的意大利政治中發揮領導作用，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從意大利政治的激進右翼出現的是墨索里尼，他的名字來自他父母所崇拜的墨西哥革命家貝尼託・華雷斯。
墨索里尼曾是一名社會主義者，擔任過米蘭社會主義報紙《前進！》的編輯。他主張意大利站在盟國一邊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激怒了社會主義者。1915 年，他在米蘭創辦了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當意大利加入對德戰爭時，他應徵入伍並獲得下士軍銜。1917 年因彈片傷而退伍。1919 年，墨索里尼對戰後的意大利及其經濟和社會困難感到失望，並於 1919 年 3 月 23 日在米蘭與其他人一起成立了Fasci di Combatti（退伍軍人團體），其成員被稱爲法西斯分子。
法西斯主義過去是（現在也是）一種極端的右翼意識形態，它把一個國家或種族的榮耀置於所有其他忠誠之上。它敵視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並將工人的國際主義或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爲對國家統一或種族統一的威脅而加以拒絕。法西斯主義拒絕代議制政府，但又利用這種渠道獲得權力。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這些早期的計劃是左派和右派學說的結合，包括諸如沒收教會財產、廢除君主制、廢除參議院、對戰爭利潤徵收 85% 的稅、軍事工業國有化、工人參與管理、普選、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等建議。
法西斯組織具有準軍事性質，不排斥使用暴力對付對手。另外，法西斯主義反對議會制度的聯盟，然而在 1921 年，墨索里尼與當時的總理喬利蒂（Giovanni Giolitti）談判達成選舉聯盟，並在當年五月的選舉中贏得了 33 個席位。到 1922 年，25 萬人成爲該黨黨員。8 月，左派呼籲舉行大罷工，並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政府在 48 小時之內證明他們可以維持權威，否則法西斯分子將會掌權。最後，罷工解散，內亂繼續，共產黨的權力基礎被法西斯分子摧毀。
在這一事件之後，法西斯主義者開始相信，正常的議會民主程序永遠無法確保法西斯的計劃實施。因此，他們於 1922 年 10 月 24 日組織了「向羅馬進軍」的活動。法西斯分子佔領了整個意大利的公共建築，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逼近羅馬。國王伊曼紐爾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於 10 月 28 日向墨索里尼授權，允許其組織內閣，法西斯軍隊兩天之後進入羅馬。通過這些手段，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權。
在上臺後很短的時間內，法西斯分子就拋棄了他們以前主張和承諾的東西。他們不再尋求沒收教會財產、對戰爭利潤徵稅、引入最低工資或普選權——意大利婦女直到 1945 年才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對於反對派，特別是對於左派政黨，法西斯的暴力和恐嚇有增無減，而警察和軍隊都是同謀。
在 1924 年 4 月的選舉中，法西斯黨贏得了意大利議會 535 個席位之中的 374 個，但在 6 月，法西斯分子殺害了社會主義者馬泰奧蒂，這引起了人們的憤怒，墨索里尼對此的反應是在議會中發表講話提出，能夠克服這種內亂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個獨裁政權。12 月 25 日，一項法律通過，使墨索里尼完全控制了意大利政府。自此，「領袖」（Il Duce）的獨裁權力成爲絕對權力。
在其統治意大利的很短時間內，墨索里尼採取了以下措施：禁止政黨和工會，廢除自由新聞，加強警察逮捕和拘留的權力，死刑被擴大到反對法西斯當局的行動，設立特別法庭來處理政治犯罪，建立了一支祕密警察部隊。在經濟方面，他主張企業國家理論。根據這一政策，一個由工人、僱主和國家代表組成的小組將監督國家的經濟活動，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然而，這一政策導致了高稅收、對主要產業的直接控制、保護主義和最終的經濟停滯。
隨着 1929 年《拉特蘭條約》的簽署，墨索里尼對天主教會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在該條約中，梵蒂岡成爲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教會在民衆中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支持，特別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傳統主義者當中，但法西斯主義在這個地區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此外，教會對教育的控制仍然是意大利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外交政策方面，整個 20 世紀 20 年代，墨索里尼從南斯拉夫獲得了阜姆（Fiume），宣佈對阿爾巴尼亞實行保護，入侵科孚島和埃塞俄比亞，並在利比亞粉碎了一場叛亂。1936 年，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訂條約、達成羅馬-柏林軸心。1939 年 5 月 22 日，墨索里尼與德國簽署《鋼鐵公約》，並在同年 9 月 1 日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爲德國的盟友。然而，到了 1943 年，意大利在戰爭中失敗。7 月，墨索里尼被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議會和任命他的國王伊曼紐爾三世罷黜。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意大利於 9 月 8 日投降，墨索里尼被捕，但又被德國人救出，並逃到了德國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地區。後來，他在科莫湖附近被游擊隊抓獲，於 1945 年 4 月被處決。
法西斯主義給意大利社會留下的遺產是極其分裂的。法西斯主義對左派政黨的殘酷壓制，導致那些支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地區的民衆之間產生疏離。這在瑞吉歐・艾米利亞地區及其腹地尤其如此。人們渴望糾正過去的不公，爲他們的孩子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成爲當時發展早期教育的基本原則。因此，「瑞吉歐教育經驗」應運而生。
瑞吉歐・艾米利亞學前教育機構和瑞吉歐教育經驗是在意大利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從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和理念中發展起來的。其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不是來自於教育家，而是來自於爲其子女尋求世俗教育體系的父母。在意大利的教育史上，它是相當獨特的。
四、意大利的歷史和教育發展
據說，印歐民族大約在公元前 2000 年開始遷徙到意大利。伊特魯里亞人統治了這個地區，直到公元前 3 世紀被羅馬人推翻。羅馬人征服了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整個意大利，一直統治到公元 476 年帝國滅亡。在古羅馬時期，教育被認爲是非常重要的。此時，高等教育包括「三藝」（三部分課程：語法、邏輯、修辭）和「四藝」（四部分課程：幾何、算術、天文、音樂）。然而，幼兒教育並沒有被完全忽視，修辭學家昆體良（Quintilianus）在 《雄辯術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中強調了兒童生命之中最早七年的重要性。他強調父母參與教育至關重要，反對使用體罰，反對在年幼時施加學術壓力，並承認遊戲的價值。
我不是不瞭解不同年齡段的人的能力，也不認爲我們應該給稚嫩的心靈施加沉重負擔……有一件事必須特別注意，那就是，要避免讓一個還不愛學習的人討厭它……讓這第一條指令以遊戲的形式出現吧；…… (Smail, 1938, p. 16)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於 312 年皈依基督教，加速了基督教的發展，在 325 年的尼西亞會議之後，基督教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出現。隨後的幾個世紀裡，這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教育體系。然而在 410 年，阿拉里克（西哥特人）圍攻羅馬，隨後幾年之中，羅馬遭到汪達爾人、蘇維人、匈奴人、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攻擊，導致羅馬帝國在 476 年滅亡。
在羅馬帝國崩潰後的黑暗時代，，博物館被毀，圖書館被洗劫一空，教育慘遭忽視。然而，在公元 800 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加冕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教育——特別是基督教教育——再次被認爲具有重要意義。
13 世紀末，由於貿易的擴張，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米蘭等意大利城邦開始積累大量財富。意大利在海上的優勢使這些城邦能夠開發通往英格蘭、佛蘭德斯和黑海的有利可圖的貿易路線。1307 年，但丁開始寫《神曲》；1341年，彼特拉克在羅馬被授予「桂冠詩人」。1348-1351 年，黑死病肆虐歐洲，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對瘟疫進行了生動的描述。歐洲慢慢從瘟疫造成的破壞中復元之後，各國之間的貿易也漸漸恢復。1397 年，美第奇銀行（Medici Bank）在佛羅倫薩成立，隨着財富的積累，佛羅倫薩對文藝復興的貢獻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隨後的探索和發現時代，將歐洲的利益擴大到難以想象的程度。1487 年，迪亞士繞過好望角，達・伽馬到達東印度羣島。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這些探險家打開了歐洲社會，一個「重生」的時代在歐洲開始。重新發現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問，以及在藝術、文學、醫學和科學領域的知識爆炸是文藝復興的標誌。
文藝復興是一個改革者的時代。他們希望改革教育，糾正中世紀學術的錯誤，改善法律和宗教文本的轉換，豐富文學的內容和風格，恢復古人的智慧，重拾自然的秩序和樸素……(Jensen, 1992, p. 2)
十五世紀，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崛起。從 1434 年到 1494 年，他們成爲藝術家烏切洛（Paolo Uccello）、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贊助人。美第奇家族還鼓勵學者們收集、研究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著作，他們還建造宮殿、別墅和教堂。然而，佛羅倫薩的富足和奢華生活並沒有讓所有市民滿意。不滿情緒的增長在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身上找到了代言人。他希望迴歸基督教簡單的生活，反對人文主義的興起——特別反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1494 年，他成爲佛羅倫薩的統治者，開始焚燒許多書籍和繪畫，這個過程中他也樹敵頗多，包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也成爲他的對頭。最後薩佛納羅拉被判處死刑，並於 1498 年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薩佛納羅拉曾試圖阻止不可阻擋的進步潮流，並極力反對女孩接受教育，他聲稱女孩子的聰明才智在 20 歲之前就已經完全喪失了。他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爲在那個年代，女孩和婦女的教育在歐洲任何地方都沒有得到重視。1466 年，佛羅倫薩行會規定，他們所有的官員都應該識字——除了婦女。貴族女孩在 8 歲或 10 歲時被送入修道院，學習紡紗和織布、閱讀和寫作。這種教育是爲了給她們的婚姻或教會生活做準備的。
與此同時，男孩子接受語法和藝術這些基本科目的教育，這能爲他們將來從事貿易做好準備。人們認爲，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學問對於未來的商人不重要。各行會爲自己的學生提供實用的教育，但不同國家的政府對所遵循的課程或所採用的教學方法顯然沒有什麼規定。
這些類型的學校中少有的例外是維多里諾（Vittorino da Feltre）開辦的學校，他在曼托亞的房子，即快樂之家，既教女孩也教男孩，既教富人也教窮人。他的學生學習維吉爾（Virgil）、西塞羅（Cicero）、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荷馬（Homer）的作品，這些作品被用來作爲語法的入門。之後他們開始學習辯證法和修辭學，然後是算術、幾何、天文學和音樂等。完成這一學習課程的學生隨後被允許學習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個時候，這種教學方式非常特別。尤其對於女孩來說，就更加特殊且珍貴。
18 和 19 世紀，戰爭成爲意大利生活的重要特徵之一。1713 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米蘭、那不勒斯和撒丁島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奪走。拿破崙・波拿巴在 1800 年加冕成爲意大利國王，但在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後，奧地利再次成爲意大利的主導力量，並在 1820-1821 年和 1831 年粉碎了起義。由於這些失敗，自由的民族主義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組織了「復活」（Risorgimento）活動，爲意大利的最終統一奠定了基礎。意大利人向薩伏伊家族（House of Savoy）尋求領導，並最終在加富爾伯爵（Count Camille di Cavour）身上找到，他在 1859 年協助法國與奧地利的戰爭中獲得了對意大利北部倫巴第的控制。在意大利南部，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征服了西西里島和那不勒斯，並將它們交給了撒丁島國王伊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 II），這位伊曼紐爾二世在 1861 年成爲意大利國王。威尼斯和羅馬教皇國分別於 1866 年和 1870 年被吞併，這使得意大利在君主立憲制下的完全統一。
整個 19 世紀，儘管困難重重，但教育仍然是意大利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19 世紀 20 年代，託管性質的日託中心已經開設。1831 年，Aporti 在克雷莫納市（Cremona）建立了一個兒童之家。這個機構有明確的教育方法，遊戲比較不受重視，女孩從事家務活動，男孩學習手工藝。從 1867 年起，福祿貝爾（Friedrich Fröbel）式的幼兒園開始在意大利建立。19 世紀末，天主教會爲處境不利的兒童提供家庭之外的照顧。
19 世紀當中，有關教育的立法也逐漸通過。意大利統一之前，1859 年，皮埃蒙特大區（Piedmont）就通過《卡薩蒂法》（Casati Law）。該法概述了關於組織義務「低等」小學教育（一、二年級）和「高等」小學（三、四年級）的規定，這種教育是由各市鎮負責的。意大利統一後，人們注意到國王伊曼紐爾二世對教育、包括對幼兒教育特別感興趣，《卡薩蒂法》被引入整個意大利。1877 年，《科皮諾法》（Coppino Law）規定，強制要求進入小學學習兩年。
隨着 20 世紀到來，進步的教育家開始參與到早期教育中。1907 年，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在羅馬建立了第一個兒童之家。此外，阿加齊姐妹（the Agazzi sisters）爲幼兒教育開發了一種新的方法和理念，她們還建立了一所教師培訓學校，培養幼兒教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米蘭市政府認識到工作母親的需求，於是建立了自己的學前教育計劃。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意大利的經濟陷入困境，成千上萬的人失業。1919 年 3 月 23 日，墨索里尼和其他人成立了法西斯黨。在意大利，由於經濟形勢和法西斯主義的日益流行，墨索里尼於 1921 年當選爲衆議院議員。1922 年 10 月，國王伊曼紐爾三世授權墨索里尼組建政府並任命他爲總理。這樣，「領袖」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全面控制了意大利，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 1943 年他被罷黜爲止。
1923 年，墨索里尼的政府對教育系統進行改革，包括幼兒園（scuola maternae）——爲 3 到 6 歲兒童提供的學前教育，非強制性入學——以及小學和中學。然而，教育部並沒有擴大學前教育的範圍，這一領域成爲天主教會的管轄範圍，只有少數例外得到法西斯批准。法西斯不鼓勵蒙特梭利教育，但鼓勵阿加齊姐妹的教育。
阿加齊姐妹，姐姐是羅莎・阿加齊（Rosa Agazzi），妹妹是卡羅琳娜・阿加齊（Carolina Agazzi）。羅莎曾在布雷夏（Brescia）的託兒所擔任教師，她們在那裡形成了自己的幼兒教育理論。阿加齊方法強調兒童在家庭環境中以自發和自然的方式表達自己。她們認爲，孩子受教育的自然環境應以家庭爲基礎，家庭生活和母親是最重要的。因此她們認爲，教學材料應當儘可能地像家庭內部設施一樣，因爲這對孩子們來說是熟悉的。她們認爲社會教育具有重要的價值，因此大孩子應該照顧小孩子。阿加齊教育法在整個意大利受到青睞，在 20 世紀初至中期，它佔到所有學前教育機構的 74%. 阿加齊教育幼兒的方法受到天主教會青睞，被當作該地區的官方教育政策。
1925 年，一項名爲「嬰幼保護和援助」的法律通過，該法律規定，建立國家婦幼保健機構（OMNI）。這個機構由國家運營，爲照顧和支持大家庭而建立，這與墨索里尼想要增加人口的目標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604 個 OMNI 中心在 1975 年才正式地從國家一級移交到城市一級來運營管理。（譯注：意大利在 1975 年才從法律上確定地方自治。）
1946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年之後，意大利公投決定國體，君主制被廢止，共和制度建立。（譯注：當時全民公投，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有接近 80% 的人贊成共和制度。）1948 年的意大利憲法對學校系統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包括學前教育，儘管該部門的控制權在很大程度上仍屬於天主教會。戰後的意大利在 1957 年的《羅馬條約》之後成爲「歐洲經濟共同體」（現在稱爲「歐盟」）的創始成員，並成爲北約組織成員。
1960 年代，意大利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與教育有關的舉措。1968 年通過的第 444 號法律，確定爲學前教育提供國家資金，並宣佈意大利 3 至 6 歲的兒童有權接受這種教育。這項法令不僅導致國家管理的 Scuola materna 系統的發展，還制定了三方（國家政府、地區政府以及私人）類型的早期教育和照護——這是意大利學前教育的一個特點，一直持續至今。1971 年，根據第 1044 號法律，Asili Nidi（爲 4 個月至 3 歲兒童服務的嬰幼園）正式成爲國家立法的一部分，由城市地方政府和全國 20 個大區政府管理。作爲這項法律的結果，市政府被賦予監督這些中心的標準、法規、資金、建設和組織的責任。（譯注：根據《對話瑞吉歐》第一章所述，1044 號法案原計劃，在最初五年當中，要在全國建立 2500 個嬰幼園。但是直到法案通過之後的第十二年，僅僅建立了幾百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區。）
2000 年，根據第 30 號法律，學校進行重組。學前教育的名稱從 scuole maternae 改爲 Scuole dell’Infanzia（嬰兒學校，一般稱爲學前班）。最後，根據 2003 年第 53 號法律和 2004 年第 59 號法律，Scuole dell’Infanzia完全成爲意大利教育系統的一部分。
五、瑞吉歐・艾米利亞的發展
1779 年 1 月 7 日，意大利三色旗最早在瑞吉歐・艾米利亞市開始使用，它後來演變成爲現代意大利共和國國旗。（譯註：原文有誤，應該是 1797 年，而非 1779 年）瑞吉歐市所在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是意大利最富有的農業和工業地區之一，僅次於倫巴第大區（Lombardy）。它位於意大利「紅色地帶」（red belt）的中心，這一地區的人們普遍支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參與和領導反抗德國納粹的活動。「二戰」結束後，該地區獲得意大利最高榮譽獎章——金質勇氣勳章。
這個地區人們的政治理念與當時執政的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完全對立。事實上，在法西斯統治時代，瑞吉歐地區的反法西斯活動和各種游擊隊起義活動可能是意大利所有地區當中最活躍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法西斯統治的終結，對於瑞吉歐地區的人們來說極其關鍵。從那時起，共產黨政府（現在稱作意大利民主黨左翼）一直在當地執政，有時單獨執政，有時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譯註：意大利共產黨於 1991 年改組成爲「左翼民主黨」；2007 年，又與其他一些黨派合併組成意大利民主黨，這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立場的政黨。社會民主主義不等同於社會主義。）
這個地區的人們過去和現在都認同社會主義原則，尤其認同一個平等參與的民主社區的重要性。這一點影響了他們對兒童、兒童權利以及兒童教育的看法。由於社會主義哲學完全拒絕法西斯主義的信條，瑞吉歐・艾米利亞的教育思想從一開始就認爲，兒童是有能力的學習者，應該有一切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潛能。
人民想要一所能夠馬上把孩子從官方學校的長期奴役中解放出來的新式學校。官方學校總是按照出身而給予某些人特權，並最終把那些出身卑微的學生排擠出局。那些只會說當地方言的學生，即使學會了讀寫，也注定要回到父輩勞作的穀倉、田地和工廠裡去。他們之所以願意努力工作，是因爲他們沒有受過教育。(Barazzoni, 2000, p. 18)
爲了實現這一雄心壯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僅僅數日之後，一羣來自「保衛婦女和援助自由戰士團體」（Groups in Defense of Women and in Assistance to the Freedom Fighters）的女性成員開啓了後來被稱爲「瑞吉歐・艾米利亞經驗」的活動。1945 年 6 月 19 日，意大利婦女聯盟（UDI）的女性成員向公衆募捐，用於建立一所幼兒園，募捐活動包括舞蹈、彩票和戲劇活動。UDI 的成員深受社會團結理念的影響和驅使，她們希望爲自己的孩子和更多的孩子創造更好的未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倡議活動主要由婦女帶頭發起。因爲在當時的意大利，婦女沒有機會參與公共權力活動。事實上，她們在 1945 年才獲得投票權，但是基於以下原因，她們感到有必要改善人們的生活。
1945 年，對於剛剛走出戰爭的人們來說，最緊迫的問題是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面的重建。……人們也感到需要克服持續了 20 多年的意識形態分歧……當初，爲了反對法西斯獨裁、德國入侵以及社會不公，爲了解放思想、社會平等與進步以及更美好的未來，人們組織起各種團體——他們爲此受到極大迫害。現在戰爭已經結束，這些團體的人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能夠實踐自己當初的承諾與夢想的可能。這些孩子將成爲正在迅速建立的「新世界」的居民。因此，民族解放委員會（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非常自然地關注到幼兒成長和教育。(Reggio Children, 2002, p. 6)
在維拉塞拉村（Villa Cella），婦女們打撈磚塊，出售卡車、馬匹和一輛廢棄的德國坦克，爲當地民族解放委員會籌集了 80 萬里拉（譯註：里拉，意大利貨幣，2002 年起被歐元取代），這筆錢被投入到建校項目當中。當地農民捐贈土地，家長們在晚上和週末加班工作，一起建造學校，當地一家建築合作社提供了服務和機械。
爲了建造這所新學校，一些家庭在週末和假期工作，裝載沙子和礫石，並從戰爭期間被炸燬的建築物中收集磚頭、橫樑、門和窗框。其他家庭爲建築工人送來食物，或者收集乾草、出售成捆的樹枝來籌集資金。最終，經過八個月的辛勤工作，學校由維拉塞拉鎮長坎波利主持開幕。1947 年 1 月 13 日，教育總監簽署正式授權書，允許學校向首批 30 名學生以及教師贊尼和廚師蒂塔開放。學校的新項目委員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包括（以下人名未翻譯） Ideale Friggeri, Anna Spaggiari, Paolino Mantelli, Omero Lanzi, Eliseo Bertolini 和 Giuseppe Ghinolfi.
4 月 25 日是盟軍解放瑞吉歐地區的紀念日，因此第一所學校被命名爲「4 月 25 日學校」。學校外的牌匾上寫着這樣的銘文：「男人和女人一起工作，我們建造了這所學校的牆壁，因爲我們想爲我們的孩子提供一個新的和不同的地方。1945 年 5 月。」
其他村莊的人們——如塞索（Sesso）——也開始展望未來，並設想建立一個能滿足所有兒童需求的學前班。塞索的幼兒園被稱爲 Martiri di Sesso 幼兒園（現在稱爲 Martiri di Sesso Centro Verde 幼兒園），以紀念 1943 至 1945 年間在那裡被法西斯處決的 33 人（譯註：Martiri di Sesso 的意思是「塞索的烈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所幼兒園在法西斯總部（Casa del Fascia）找到了一處活動空間，直到 1959 年，它被迫搬到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在那裡一直待到 1971 年。在成立的最初幾年裡，幼兒園的物資匱乏，孩子們從家裡帶來糖、麪粉和黃油，廚師 Orsini 用花園裡的蔬菜和國際援助包裡的奶粉、肉罐頭、意大利麪、大米和油來爲孩子們做飯。
婦女們也積極參與到塞索幼兒園的活動。羅莎・博尼・加萊奧蒂（Rosa Boni Galeotti）與這所幼兒園關係密切，她在 1947-1948 年成爲 UDI 在這一地區的主任。她記得爲孩子們收集火種、雞蛋和水果，並爲確保幼兒園能夠繼續運作而籌款。在 20 世紀 40 年代和 50 年代，積極參與維持塞索幼兒園運作的其他 UDI 成員包括（以下人名未翻譯） Rina Bianchini Bonezzi, Laura Bianchi, Ernesta Gamberelli, Bice Bertani, Gerbella Segalina and Bianca Manfredi, Ione Bartoli, Rosa Galeotti, and Piera and Bruna Gamberelli. 20 世紀 50 年代，塞索幼兒園曾經向省、市一級的行政部門以及公共教育部門申請經費，但都未獲批准。
UDI 的婦女和瑞吉歐・艾米利亞的人們希望幼兒園能夠一直開放和運作，因此他們持續不斷地籌款。爲實現夢想而努力的這種集體責任感，現在與社會主義原則結合在一起。其實，這不是當時才出現的，而是可以追溯到 12 世紀的手工業行會和城市共和國……很明顯，關於參與性民主和公民社區的想法，是瑞吉歐的教育者對其教育願景和使命的基本感受。(Edwards et al., 1998, p. 8)
諸如此類的理想與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不可能成爲當時學前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天主教會——的理念。
意大利解放後（譯註：指意大利將納粹德國佔領者趕走，並結束意大利法西斯的統治），在民族解放委員會（CLN）、意大利婦女聯盟（UDI）以及瑞吉歐合作社的支持下，其他一些學校也逐漸建立起來。比如：由 CLN 在 1946 年建立的 San Maurizio 學校和 Massenzatico 學校，還有同年建立的 Villaggio Foscata 學校、San Prospero Strinati 學校和 Bainsizza 學校。1945 年成立的 Santa Croce Esterna 學校算是維拉塞拉學校的姐妹學校，它得到 Reggiane 工廠工人的支持。但由於它建立在國有土地上，最終被迫關閉。雖然這些學校當中有五所得到學術機構的認可，但有三所沒有得到認可，未獲認可的是 Sesso, Bainsizza 和 Massenzatico 的學校。
整個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幼兒園的資金仍然是個問題。然而，人們執著地認爲這些學前班應該繼續存在，因此在維拉塞拉開展了以下工作。
……在戰爭歲月裡，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在田裡拾荒、在溝渠的草灘上割草，或者收集紙張、廢金屬、木材和兔子皮毛，用這些方式支持游擊隊。現在，爲了自己的孩子，他們重新揀起這些熟悉的活計。他們在派對和舞會上面檢查大衣，在自行車庫檢查自行車……店主和消費者合作社也是必要的……孩子們也參與到籌集資金的活動中，每個月會有 250 里拉，此外他們還舉辦戲劇表演……(Barazzoni, 2000, p.21)
1960 年，UDI 和塞索當地人爲他們的學校尋求市政管理，但沒有獲得批准。然而三年後，當局決定採取行動：他們將建立「兩所預製學校」，其中一所被稱爲魯賓遜幼兒園（Robinson Preschool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所由市政管理的幼兒園。這所學校在一棟木製建築內，爲了紀念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在《魯賓遜漂流記》當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學校被命名爲魯賓遜。正如愛德華茲等人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教育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在意大利歷史上，人民爲兒童建立世俗學校（secular school, 譯註：世俗學校，而非宗教學校）的權利第一次得到肯定。上述事件對於打破天主教會壟斷兒童早期教育的局面極其重要。一個正在自我更新、深刻變化的社會，需要這樣的改變。在這個社會中，公民和家庭越來越多地要求爲其子女提供社會服務和學校。
由於這一事件，市政當局在整個 1960 年代都受到很大壓力，以保證家長運營的學校的前途。最終在 1967 年，這些學校被納入瑞吉歐市政府的管理範圍，這又是一個重要事件。當時意大利全國範圍內正在爆發一場政治鬥爭，旨在爭取由市政支持的世俗學校之建立，瑞吉歐市在這方面的突破，正是意大利全國鬥爭的一部分。
市政府開辦的幼兒園數量增長很快：針對 3 到 6 歲兒童的班級，1968 年只有 12 個班，1973 年 43 個班，1980 年 58 個班。2003 年，有 21 個幼兒園（爲 1508 名 3-6 歲的兒童提供服務）和 13 個嬰幼園（爲 835 名 3 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服務）得到市政府支持。對於 3 歲以下的兒童，1970 年瑞吉歐市就開設了第一個嬰幼園，比意大利第 1044 號法案通過還早一年。（譯註：關於 1044 號法案，參見本文上半篇第四部分的最後兩段。）這些幼兒園和嬰幼園大都以藝術家、科學家、詩人、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藝術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olo Freire）和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
1970 年 3 月，在博洛尼亞（Bologna, 譯註：博洛尼亞是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的首府）舉辦了一次全國會議，主題是「爲 3 至 6 歲的兒童建立一所公立學校」，會議主要討論如何支持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的教育成長。同一個月，在瑞吉歐市舉辦了一次關於 3 歲以下兒童及其需求的會議，主題是「由地方當局管理的、提供社會服務的嬰兒-幼兒中心運動」（譯註：由地方當局管理，即意味着不是由中央政府管理）。後一次會議的結果——一份有關 3 歲以下兒童需求的請願書——寄給了當時的議院主席 Sandro Pertini.
截止 1972 年，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幼兒園已經有了相當影響力，這使得市議會和天主教開辦的幼兒園也開始接受瑞吉歐・艾米利亞幼兒園的管理規則和條例。自從 1963 年魯賓遜幼兒園成立以來，到這時已經使得多年工作達到新的高潮，對於瑞吉歐・艾米利亞的人們和幼兒園來說，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 1972 年的市議會開會之前，有一次歷時 8 個月「選民大會」，大會要求起草 24 份文本，參會者來源廣泛，包括市議會監督委員會、所有教職員工和輔助人員、城市-學校委員會、鄰里委員會主席、工會、意大利婦女聯盟和 C.I.F. 婦女協會，還包括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 譯註：瑞吉歐教育的靈魂人物，後文將有專門章節介紹他的生平）以及一些市政府工作人員。
同年，詩人、作家賈尼・羅大里（Gianni Rodari）將他的《幻想的文法》（The Grammar of Fantasy）一書獻給瑞吉歐・艾米利亞幼兒園的孩子們。1974 年，由於意大利的經濟狀況不佳，瑞吉歐・艾米利亞幼兒園的資金受到影響。12 月 16 日至 21 日，人們組織了一場名爲「保護和發展嬰幼兒中心和學前班的倡議周」的抗議示威活動，並向地方政府和國家政府遞交請願書。次年，即 1975 年，在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的首府博洛尼亞（Bologna）舉行了一次全國會議，題爲「兒童是家庭和社會的主體與權利來源」，會上討論了前一年的經驗。
然而，1976 年 11 月，古斯塔夫・塞爾瓦（Gustavo Selva, 譯註：意大利記者，當時任職於 GR2 電臺，以其反共言論著稱）在廣播節目當中對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學校進行了爲期七天的抨擊。他抨擊學校的教育模式，認爲這是對現有私立天主教學校的騷擾。後來，當地天主教神職人員受邀參加關於瑞吉歐學校的公開討論，這些討論持續了五個月，討論結束之時，各方都對彼此有了更多瞭解。
1980 年，又有一些新的進展。當年，在瑞吉歐・艾米利亞成立了「全國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小組」，這是一個由教師、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組成的獨立機構，旨在深入研究與嬰幼兒中心和幼兒期有關的問題。1981 年，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展覽「兒童的一百種語言」（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被帶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現代藝術博物館（Stockholm Museum of Modern Art），由此開始與瑞典的合作關係，一直持續至今。事實上，在瑞典的教師課程當中，有可能會有關於瑞吉歐・艾米利亞早期教育方法的模塊。同樣在 20 世紀 80 年代，加德納（Howard Gardner, 譯註：美國哈佛大學發展心理學家，提出「多元智能理論」）訪問了瑞吉歐・艾米利亞學校，隨後他促成零點計劃（Project Zero）和瑞吉歐學校的合作研究。——譯注：研究成果之一即是 Making learning visible 這本書。
後來，訪問瑞吉歐幼兒園的人還包括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 譯註：美國心理學家，提出「生態系統理論」）和布魯納（Jerome Bruner, 譯註：美國心理學家，提出「認知學習理論」，他還被授予瑞吉歐市榮譽市民）等人。
[ 譯註：關於布魯納與瑞吉歐的關係，我的朋友 Chloe 翻譯過一篇文章，非常詳細地介紹了這個傳奇故事。點擊以下鏈接可以閱讀—— ]
构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杰罗姆·布鲁纳的特殊友谊三幕剧（上篇）
构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杰罗姆·布鲁纳的特殊友谊三幕剧（下篇）
1990 年，在瑞吉歐・艾米利亞舉辦主題爲「我是誰」（So Who Am I）的國際會議，分享知識和經驗， 以提高兒童和成人的地位、權利和潛力，政治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參加了會議，包括美國心理學家大衛・霍金斯（David Hawkins）、巴西教育學家保羅・弗雷勒（Paolo Freire, 著有《被壓迫者教育學》等書）和意大利教育家馬里奧・洛迪（Mario Lodi）。1991 年，美國《新聞週刊》報道說，瑞吉歐・艾米利亞的戴安娜幼兒園（Diana preschool）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好的十個幼兒園之一，這篇文章引起其他國家教育界人士的極大興趣。在隨後幾年裡，許多地方的教育工作者參觀了瑞吉歐學校。如今，它的早期教育方法已被美國、英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採用。
1994 年，全國地方當局會議在瑞吉歐・艾米利亞舉辦，會議主題是「投資未來：選擇與資源，尊重兒童權利和潛力的國家政策」。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瑞吉歐地區和意大利其他地區的學前教育，以及向更多地方推廣這些經驗。因此，瑞吉歐・艾米利亞市政府成立了一家公司，被稱爲「瑞吉歐兒童——保護和促進所有兒童權利和潛力的國際中心」（Reggio Children, 網站 https://www.reggiochildren.it/en/）。該公司的成員包括政府公共當局、家長、學校工作人員、社區成員和私人機構，其目的是通過研討會、出版物、考察旅行和國際交流，推廣瑞吉歐兒童教育的實踐和國際交流。
六、紅色維也納
考察瑞吉歐・艾米利亞的發展和支撐它的社會主義哲學時，可以與 1918-1934 年間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發展狀況類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地利於 1918 年 11 月 12 日宣佈成立共和國。1919 年 5 月 4 日的城市議會選舉中，所有成年人都參加了投票——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維也納獲得絕對多數的票數，開始在維也納執政，這座古老的城市因此而被稱作「紅色維也納」。奧地利國民議會於 1922 年 1 月 1 日宣佈維也納成爲奧地利第九個聯邦州。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現大量難民、退伍軍人和貧窮的中產階級，同時面臨糧食供應短缺，結核病和西班牙流感肆虐，住房供應不足。總之，社會生活狀況極其艱難。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在維也納執政，似乎預示着這個城市的新氣象。
儘管維也納也有種種弊病，但它當時彙集了衆多偉大的知識分子。可以說，這些人很難再同時出現於另一座城市。這當中包括法學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an）、心理學家卡爾・布勒（Karl Buehler）、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劇作家亞瑟・史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建築師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音樂家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以及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等人。
社會民主黨人當選之後，立即將解決公共住房問題視爲優先事項。1917 年的《租戶保護法》將租金穩定在 1914 年的水平，這使得私人出租業務變得無利可圖，這也使維也納政府能夠規劃大量的公共住房。1925 年至 1934 年間，在所謂的「社區建築」中建造了 60000 多個新的住房單元。這種獨特的建築類型至今在維也納仍然可以看到。
在健康和社會服務方面，紅色維也納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並提供娛樂假期和體育設施，以增強體質和總體健康。市政府還提供人們負擔得起的天然氣和電力供應以及垃圾收集服務，這些都對居民的健康是有益的。由於這些措施，結核病病例下降了 50%, 嬰兒死亡率下降到當時奧地利的平均水平以下。爲家長和兒童提供的服務包括提供幼兒園、課後護理和兒童溫泉。這爲母親重返工作崗位提供了便利，兒童也從教育和健康的角度受益。家長們還得到了「衣服包」，以確保他們的孩子穿得夠好。
但是，天主教會對紅色維也納並不看好。岡特（Gunther）指出：「維也納是社會主義的、反教會的，它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城市。但是，廣大的奧地利腹地地區則是貧窮的、落後的、保守的，信奉羅馬天主教的，他們嫉妒維也納的高生活水平。」
不幸的是，1932 年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多爾福斯總理（Chancellor Englebert Dollfuss）上臺執政，1933 年他的內閣關閉議會，並在 1934 年建立了一個一黨獨裁政權，這個政權基於奧地利法西斯主義，並得到天主教會默許。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信條與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如出一轍。法西斯奪取政權後，立即完全控制了奧地利全國所有地區，包括維也納。就這樣，被稱爲「紅色維也納」的社會實驗結束了。
值得注意的是，紅色維也納的經驗與瑞吉歐・艾米利亞的經驗之間的異同。兩者都面臨着法西斯獨裁者的極端右翼思想，這些獨裁者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兩者都引入了健康和教育服務，以及有利於所有人的物質環境。然而，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紅色維也納和它的理念在 1934 年之後沒有存活下來，而瑞吉歐・艾米利亞直到 1945 年才開始鬥爭，但最終獲得成功。——譯註：竊以爲原文這樣對比並不恰當。事實上，1945 年之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重組爲奧地利社會黨，並與中間偏右的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長期共同執政。
七、馬拉古奇（1920-1994）
如果說哪個人與瑞吉歐教育有着最緊密的聯繫，那無疑就是勞瑞斯・馬拉古奇先生（Loris Malaguzzi）。
他於 1920 年出生於瑞吉歐・艾米利亞附近的科瑞吉歐（Correggio），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之下長大。於 1939 年進入教師培訓學院，取得小學教師資格，並於 1946 年前往羅馬，在國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學習心理學——這是戰後第一個此類課程。他還在一所國立小學工作過 7 年。
馬拉古奇不光在教育領域有所建樹，同時還是一名運動員、戲劇導演和記者。從 1947 年到 1951 年，他在《意大利進步報》（Il Progresso d’Italia）擔任主編。回到瑞吉歐・艾米利亞之後，他在一家心理健康中心工作，這個中心由市政府設立，希望幫助那些在學校遇到困難的兒童。1958 年，他成爲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幼兒園主任，並在那裡奉獻了自己的後半生，直到 1994 年去世。
1945 年，一些家長試圖在維拉塞拉建立自己的學校。馬拉古奇一聽說這個消息，就對這些家長想要拿回孩子教育主導權的想法感到好奇，於是他騎車前往該村調查情況。由此，他開始了與幼兒園、家長和兒童之間的聯繫。維拉塞拉只是個開端，他隨後與其他更多幼兒園建立關係，這種關係將持續一生。他上午繼續在心理健康中心工作，下午和晚上則在幼兒園工作。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婦女是幼兒園項目背後的驅動力，因此馬拉古奇也與她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在 1993 年接受巴索蒂（Carlo Barsotti）的採訪時，對幼兒園的發展狀況是這樣說的：
這些幼兒園的誕生，離不開當地婦女的主動性。她們經歷了可怕的戰爭，還支持和參與反抗壓迫、爭取解放的鬥爭，在這過程中，她們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和發展起來……如果沒有這些婦女，這些幼兒園恐怕永遠不會出現，更不會生存下來……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越來越多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意識到，意大利需要更好的早期兒童教育。來自法國「大衆學校」（popular school）運動的新思想以及塞萊斯坦・弗雷內（Célestin Freinet, 譯註：法國教育家, 1896-1966）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 譯註：美國哲學家、教育家, 1859-1952）的著作在意大利影響越來越大。
「教育合作運動」（MCE, Move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誕生於 1951 年底，後來由教育家布魯諾・恰里（Bruno Ciari, 譯註：意大利教育家，1923-1970）領導。位於博洛尼亞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政府當時由左翼政黨執政，他們任命恰里來管理該大區的教育系統。恰里在博洛尼亞組織了一些討論教育創新的會議，馬拉古奇受到這些會議啓發，後來還與恰里成爲朋友。恰里主張在教育者和家長之間建立密切關係，他認爲物理環境對於教育特別重要，還主張每個教室裡應該有兩名教師，兒童在一天當中的部分時間裡應該按照年齡分組。馬拉古奇吸收了恰里的這些主張，把它們納入瑞吉歐教育當中。
1963 年，第一所由市政當局直接管理的幼兒園建立（譯注：即前文提到的「魯賓遜幼兒園」），馬拉古奇稱其爲「決定性的成就」。隨後幾年，爲了幫助幼兒園老師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馬拉古奇建議帶着幼兒園的孩子們走出學校、走進城市空間，舉辦孩子們的作品展覽，並在戶外教學。這樣做確實達到預期效果，人們開始談論瑞吉歐的幼兒園，並開始對他們感興趣。這樣的嘗試也讓馬拉古奇意識到，需要根據新情況調整思路。每次這樣的活動都爲成年人和兒童提供了新的經驗，並鼓勵他們發展新的教育策略。
1968 年有一次研討會，關於精神病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學科與幼兒的關係。「兒童的圖形化表達」（children’s graphic expression）是後來生物學家、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在會議當中經常討論的話題。(Edwards et al., 1998)
1971 年，有一次全國性的教師會議，本來預計會有 200 人參加，最終實際參加人數達到 900 人，這表明人們對於早期兒童教育領域的興趣。這次會議促使兩部與幼兒教育有關的著作出版，這兩本書都由馬拉古奇所著：《新的幼兒學校之經驗》（Experiences for a New School for Young Children）和《學前教育學校的社區管理》（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in the Preprimary School）。隨着瑞吉歐學校越來越爲人所知並受到認可，一個國家級的機構——國家教學中心（National Teaching Center）——邀請馬拉古奇參加他們的會議。
1980 年，全國嬰幼兒中心和學前教育集團（National Group of Infant–toddler Centers and Preschools）成立，由馬拉古奇擔任主席。緊接着，《〇到六》雜誌（Zerosei, 1976-1984, 現在稱作 Bambini, 意即「兒童」）開始發行，馬拉古奇擔任雜誌的主任。據市立嬰幼兒中心和學前班的教學主任卡拉・里納爾迪（Carla Rinaldi, 譯註：即《對話瑞吉歐・艾米利亞》一書的作者）介紹說：
以上這兩項活動，並不侷限於闡述教學活動，也不侷限於分享日常經驗和科學貢獻。它們也是在學校教職工之間進行接觸和對話的手段，還是傳播瑞吉歐學校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規劃的渠道。(Reggio Children, 2002, p. 39)
同樣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兒童的一百種語言」（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展覽開始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其中包括兒童作品的例子。這個展覽的四個不同版本已經在許多國家展出過，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有人說，馬拉古奇在教育學領域的著作很少。實際上，馬拉古奇至少受到過以下這些教育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影響：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法國哲學家、教育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 1879-1962）、瑞士神經科學家克拉帕雷德（Edward Chaparede, 1873-1940）、比利時心理學家、教育家德克羅利（Ovide Decroly, 1871-1932）、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科（Anton Marenko, 1888-1939）、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美國發展心理學家艾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 1917-2005）、瑞士心理學家皮埃爾・波威（Pierre Bovet, 1878-1965）和瑞士教育家阿道夫・費里埃（Adolfe Ferriere, 1879-1960）。
他說，以下這些哲學家、心理學家和學者也都影響了他的教育思想與方法：（以下人名未翻譯）Wilfred Carr, David Shaffer, Kenneth Kaye, Jerome Kagan, Howard Gardner, David Hawkins, Serge Moscovici, Charles Morris, Gregory Bateson, Heinz Von Foerster and Francisco Varela. 馬拉古奇說這些人的思想都影響了瑞吉歐教育：
我們的靈感來源跨越了幾代人，這也反映了隨着時間推移，我們一直不斷在做出選擇和抉擇……而且，總的來說，我們對理論和研究的多樣性有了認識。但是，關於教育（包括幼兒教育）的談論不能局限於書本，這種談論也是政治性的，它必須不斷解決經濟、科學、藝術以及人類關係和習俗方面的重大社會變革和轉變。所有這些更大的力量影響着人類——甚至是幼兒——如何「閱讀」和處理生活中的現實問題。無論從整體還是局部來看，它們都決定了新的教育內容和實踐方法的出現，以及新的問題和反思問題的出現。
1992 年，因其對兒童早期教育的貢獻，馬拉古奇獲得丹麥樂高獎（Danish Lego award）。1994 年，在他去世之後，他還被追授安徒生獎（Andersen Prize）和地中海國際學校協會（Mediterran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的一個獎項。
2004 年，在瑞吉歐・艾米利亞舉辦的「跨越邊界」會議上，彼得・莫斯（Peter Moss, 譯注：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對話瑞吉歐》一書的序言作者）這樣評價馬拉古奇：「我認爲他是一個發明家、異議者和探索者，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思想家和行動者，他能夠想象人類可能性的新模式，並對未來抱有無盡的希望。」
[ 譯註：我的朋友 Chloe 翻譯過彼得・莫斯教授的一篇文章，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他心目中的馬拉古奇。點擊以下鏈接可以閱讀——]
- 译作 ｜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一）
- 译作 | 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二）
八、結語
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學前教育以及由其演變而來的瑞吉歐經驗，啓發了美國華盛頓特區、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教育機構，也啓發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泰國和阿爾巴尼亞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然而，這一理念的誕生與發展植根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影響這一經驗發展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不能忽視。可以說，瑞吉歐經驗是在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鬥爭的政治漩渦中出現的。受到社會主義原則的影響，因此在瑞吉歐教育的語境裡，兒童權利非常重要，他們不被視爲依賴者，而被視爲需要各種經驗的、有能力的個體。
在這樣的學校裡，孩子們受到嚴格保護，孩子們有自己的選擇權，而不是受到任何先入爲主的偏見影響。這些學校植根於本土，存在於共同承擔責任的關係之中，也存在於當地人和機構之間的討論之中。瑞吉歐學校有幸在這種深刻的人性中找到一種文化和專業的基礎，而這些文化和專業隨着社會的變化以及兒童的需求和價值觀的變化而不斷自我更新。因此，所有意識形態的形式化和僵化都被克服。(Barazzoni, 2000, p. 2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瑞吉歐教育的靈感不是來自教育家，而是來自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來自那些希望子女接受世俗教育的父母。在那個年代的意大利，婦女很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或者成爲領導者，而瑞吉歐教育的發展爲她們提供了一個參與甚至領導的機會。她們與市政當局鬥爭了許多年，證明了她們對於兒童教育事業的強烈願望。
瑞吉歐・艾米利亞和它的幼兒園影響了意大利學前教育的進程：從 1963 年市政府開始管理學前教育的那一刻起，天主教會對學前教育的壟斷被打破。因此，意大利各地的市政當局開始或多或少地資助此類服務。
瑞吉歐教育的經驗強調家長和社區的參與，它爲兒童提供富於刺激的物質環境，以便提高兒童的創造力，它還在工作人員、家長和更廣泛的社區之間建立關係，所有這些都源於它對所有兒童及其家庭的社會責任感。瑞吉歐・艾米利亞幼兒園和瑞吉歐經驗的遺產可能在於，現在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早期教育機構中也可以看到這些原則的實踐。
也許最後一句話應該留給馬拉古奇先生，他過去和現在都非常認同瑞吉歐・艾米利亞學前教育和早期教育經驗，而且他多年來一直在開拓、捍衛和支持這些經驗，他說：
一種簡單又開放的思想指引着我們，那就是，關於兒童以及如何爲兒童服務，我們只能從兒童身上去學習和尋找答案。
最后修改于 202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