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How an 18th-Century Philosopher Helped Solve My Midlife Crisis, David Hume, the Buddha, and a search for the Eastern roots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原文作者：Alison Gopnik
中文譯者：陳純一
翻譯說明：本文翻譯，未獲得原作者及原網站授權，僅作學習交流之用，不得用於商業用途。
【一】
2006 年，50 歲的我崩潰了。
此前，我一直很清楚自己是誰：我是個特別幸運和幸福的女人，充滿了非理性的興奮與日常的快樂。
在專業方面，我知道我是誰：16 歲時，我便發現了認知科學和分析哲學，並且立刻意識到，我想讓它們帶給我思維堅韌且嚴謹的知識分子生活。25 歲時，我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成爲一名心理學和哲學教授。
在私生活方面，我也知道我是誰：我喜歡男人。雖然我從來都不漂亮，但吸引和並與異性調情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一個背景音，它照亮和加強了其他所有方面，我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母親。我在 23 歲時有了一個兒子，並在隨後的幾年當中又生了兩個。對我來說，養育孩子是最有趣的智力體驗和最深刻的道德經驗，當然也是最幸福的。我有一段漫長的婚姻，和一個很好的男人在一起，他和我一樣對我們的孩子很投入。當時，我們最小的兒子正準備上大學。
能夠把這些不同的角色結合起來，這也是我的一種幸運。我一生的工作都是證明兒童在科學和哲學上的重要性。在我的孩子們長大之後，我還在辦公室裏放着一個遊戲盤。兒童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我身份的基礎。
然而在我 50 歲的時候，突然間，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我的孩子長大了，我的婚姻崩解了，我也決定離開。我搬出了我養育孩子的那間寬敞的、教授型的家，在一棟破舊的房子裏租了個房間。我第一次獨自生活，充滿了愧疚、焦慮、希望和興奮。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開始與一個女人戀愛，我們甚至談到了一起開始新的生活。然而，我的愛人又結束了它。
快樂消失，悲傷襲來。我選擇了我的新房間，因爲它褪色的風格：黑橡木樑和鑲板，一個煙燻的磚壁爐代替了中央暖氣。但我沒有意識到，在北加州多雨的冬天，這個房間會有多麼黑暗和寒冷。我強迫自己像我曾經哄孩子那樣吃飯（「再吃三口」），但我仍然在兩個月內減掉了 20 磅。我衡量每一天的標準是，距離上次哭鬧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現在好了，從今天早上 11 點開始沒有崩潰了」）。
我無法工作，家庭解體使我一想到孩子就難過。我贏得了一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用於研究「兒童學習的計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children’s learning），並簽署了一份合同，要寫一本關於童年哲學的書。但是，每當我路過兒童遊樂場，總是忍不住地流淚，更不用說要爲 3 歲的孩子設計實驗，或寫下關於父母之愛的道德意義了。
曾經定義我的那一切都消失了。我不再是一個科學家、哲學家、妻子、母親或情人。
醫生給我開了百憂解（Prozac, 譯注：一種抗抑鬱藥物）、瑜伽和冥想的處方。我討厭百憂解，我做瑜伽也很糟糕，但冥想似乎有些幫助，至少它很有趣。事實上，研究冥想似乎與實際做冥想一樣有幫助——它從哪裏來？爲什麼它能起作用？
我一直對佛教感到好奇——儘管作爲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我對任何宗教都感到懷疑。在 50 歲的時候成爲雙性戀和佛教徒，似乎太可預見了——這是一種伯克利式的成年禮（Berkeley bat mitzvah），是北加州老年猶太女學者的標準儀式。不過，我仍然開始閱讀佛教哲學。
【二】
在 1734 年的蘇格蘭，有一個 23 歲的年輕人也正在經歷崩潰。
這個少年認爲自己瞥見了一種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從那時起，他就一直試圖把它弄清楚，並希望通过一本偉大的書把它傳達給其他人。這種努力簡直要把他逼瘋了：他的心在狂跳，他的胃在翻騰，他無法集中精力。最重要的是，他就是無法寫出想寫的書。他的醫生診斷說，他有鬱氣（vapors, 譯注：鬱氣，是 18 世紀的醫學所劃分的神經疾病之一）、精神不振，還患有「有學問的人才有的病」。今天，我們使用不同的術語描述他的症狀，但對此並沒有更多瞭解，我們會說他患有焦慮症和抑鬱症。他的醫生叮囑他不要讀那麼多書，給他開了抗癔症藥，並且建議他騎馬和飲用波爾多乾紅葡萄酒，這些相當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百憂解、瑜伽和冥想。
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大衛・休謨（David Hume）。不知何故，在接下來的三年裏，他不僅身體康復，而且非常出色地寫完了他的書。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成爲哲學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在《人性論》中，休謨拒絕了傳統宗教和哲學對於人性的描述。相反，他以牛頓爲榜樣，提出了一門基於觀察和實驗的新的精神科學，這門新科學使他得出了激進的新結論。他認爲，沒有靈魂，沒有連貫的自我，甚至沒有「我」。他在《人性論》中寫道：
當我親切地體會我所謂我自己時，我總是碰到這個或那個特殊的知覺，如冷或熱、明或暗、愛或恨、痛苦或快樂等等的知覺。任何時候，我總不能抓住一個沒有知覺的我自己，而且我也不能觀察到任何事物，只能觀察到一個知覺。（譯注：以上引文翻譯，直接引自關文運翻譯的《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
休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在我還是本科生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並喜歡他的作品。在我自己的科學論文中，我和休謨一樣，認爲連貫的自我是一種幻覺。我的研究使我相信，我們的自我是由我們建構的（construct），而不是發現的（discover）。我發現，當我們還是孩子時，我們不會把現在的「我」與過去的和未來的「我」聯繫起來。我們通過學習，成爲我們自己。
在休謨之前，哲學家們一直在尋找支持我們普通經驗的形而上學基礎——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或一個在我們頭腦之外的超驗現實。但休謨破壞了這一切，他認爲，當你真正認真審視我們自以爲所知的一切時，這些基礎就會崩塌。笛卡爾（Descartes）至少說過你總是知道你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 ），但休謨甚至拒絕了這個前提。
休謨闡述了一種全面的、令人眩暈的、存在主義的懷疑。在《人性論》中，他說，當他第一次自己面對這些懷疑時，他很害怕——「驚慌失措，不知所措」。這些懷疑讓他覺得自己像「一些奇怪的不雅的怪物」。難怪他求助於醫生。
但這正是休謨真正偉大的想法。歸根結底，形而上學的基礎並不重要，經驗本身就足夠了。當你放棄上帝或「現實」甚至「我」時，你會失去什麼？月亮仍然一樣明亮，你仍然可以預測落下的玻璃會打碎，你仍然可以採取行動去接住它，你仍然可以對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科學和工作以及道德仍然保持不變。休謨寫道：在你的懷疑論危機之後，再回到你的雙陸棋遊戲（backgammon）中去，它將仍然是完全一樣的遊戲。
事實上，如果你讓自己這樣想，你的生活可能真的會變得更好。放棄對於死後生活的展望，你將能夠真正欣賞生前的一切。放棄形而上學，你就可以集中精力研究物理學。放棄你寶貴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自我的想法，你可能真的會更同情其他人。
休謨是如何想出這些的？這些想法與他那個時代的西方哲學和宗教如此深刻地相悖。是什麼讓這個神經質的長老會少年（Presbyterian teenager, 譯注：長老會，是基督新教加爾文宗的一個流派）變成了歐洲啓蒙運動的偉大締造者之一？
當我在破舊的房間裏閱讀佛教哲學時，我開始注意到一些東西，其實別人在我之前已經注意到了：佛教哲學中的一些觀點聽起來很像我在休謨的《人性論》中讀到的內容。但這太瘋狂了！在 1730 年代，歐洲很少有人知道佛教哲學。
不過，在我閱讀的過程中，我還是不斷發現相似之處。佛陀懷疑一個全能的、仁慈的上帝的存在，在他的「空性」學說中，他認爲我們沒有真正的證據證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說我們的自我意識也是一種幻覺。佛教聖人那伽犀那尊者（Nagasena, 譯注：那伽犀那是佛教十八羅漢之一，中文又稱「挖耳羅漢」或「那先比丘」）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自我就像一輛戰車。一輛戰車沒有超越的本質；它只是車輪、框架和把手的集合。同樣，自我也沒有超然的本質；它只是感知和情感的集合。（譯注：以上出自南傳佛教經典《彌蘭王問經》第一品。）
「任何時候，我總不能抓住一個沒有知覺的我自己。」（譯注：本句出自休謨《人性論》，以上引文翻譯，直接引自關文運翻譯的《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
在我看來，這肯定聽起來像佛教哲學——當然，休謨不可能知道任何關於佛教哲學的事情。
或者，他可能知道呢？
【三】
我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常規。我沒有去治療，而是在舊書店的神學區徘徊，在孤獨的夜晚裏閱讀。我坐在大壁爐前，那裏有一根鋸末木頭正在燃燒，我用幾條羽絨被包裹着自己，學習更多關於佛教的知識。
我發現，在 1730 年代的歐洲，至少有一個人不僅知道佛教，而且已經研究佛教哲學多年。他的名字叫 Ippolito Desideri, 他曾是耶穌會派往西藏的傳教士。1728 年，就在休謨開始寫《人性論》之前，Desideri 完成了他的書，這是 20 世紀之前歐洲對佛教哲學最完整、最準確的描述。問題是，這本書沒有出版。沒有梵蒂岡的批准，任何天主教傳教士都不能出版任何東西，而梵蒂岡的官員宣佈 Desideri 的書不能印刷。手稿在教會的檔案中消失了。
我仍然不能思考或寫關於兒童的文章，但也許我可以寫一篇關於休謨和佛教的文章，並把 Desideri 作爲一種近距離的呼喚——錯過的聯繫。
我查閱了 Ernest Mossner 所寫的那本經典的休謨傳記（譯注：指《大衛・休謨傳》The Life of David Hume, 簡體中文譯本已於 2017 年出版）。休謨寫《人性論》時，他住在巴黎西南 160 英里的一個叫作拉弗萊什（La Flèche）的法國小城。Mossner 說休謨去拉弗萊什是爲了「到鄉間去」，可能是因爲那裏物價便宜。他也提到，拉弗萊什是耶穌會皇家學院（Jesuit Royal College）的所在地。
所以，休謨寫作《人性論》的時候，住在一所法國耶穌會學院附近，這對我的文章來說是個耐人尋味的巧合。但這並沒有真正將他與那個在羅馬和西藏生活過的 Desideri 聯繫起來。
當我在伯克利的圖書館數據庫中搜索時，我發現有數百本書籍和數千篇關於大衛・休謨的文章可供閱讀，但只有兩篇關於 Desideri 的文章：一篇文章，和他的手稿的 1932 年英譯本，這個英譯本還有大幅刪節。這篇文章出現在 1986 年孟買出版的一本不知名的雜誌 Indica 上，我不得不從地區書庫借閲——伯克利的幾百萬冊書籍和文章都在地區書庫閒置着，無人問津。
自從我的戀情結束後，我每天晚上睡覺時都害怕第二天的到來。但現在我發現自己實際上在期待着明天，因爲那篇文章將在明天送達。
這篇文章主要重複了我以前讀過的內容，但是這本書的作者——一位名叫 Luciano Petech 的意大利人——提到他在 1952 年編輯了一本傳教士文件集《西藏和尼泊爾的意大利傳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其中包括 Desideri 的一些手稿。而且，他還順便向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新細節：「1727 年 1 月，他離開印度，再次乘坐一艘法國船，抵達巴黎。」
Desideri 是通過法國回到羅馬的，這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巧合。
【四】
Desideri 的節譯本只能在珍本圖書室閱讀，所以我第二天就去了那裏。這是一本漂亮的書，有紅色的大寫字母和浪漫的翻頁照片，上面有雄偉的佛像和寧靜的喜馬拉雅山谷。我開始急切地閱讀。
我一直執着地、深思地但也毫無結果地試圖弄清楚我是誰，以及我在沒有工作、沒有戀愛、沒有孩子需要照顧的情況下會做什麼。這就好像，在前提拒絕產生結論時，就提出一個論點，或者分析一個毫無意義的數據集。但我決定，如果我不能弄清楚自己，我至少可以試着弄清楚 Desideri, 於是我在他的書和他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
這是個了不起的故事。在他 20 多歲的時候，Desideri 構思了他的宏偉計劃——讓印度人皈依天主教。1716 年，他成爲第一批前往拉薩的歐洲人之一，也是第一個留下來的人。他充滿激情，但也情緒化，很容易被激怒。他好奇、勇敢，而且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毅力。在寫於前往西藏途中的一封信裏，他說他感到自己好像被人在架子上撕碎了一樣。他寫道：「它使他神聖的陛下高興，用甜蜜和多情的暴力把我的整個心引向靈魂滅亡的地方，同時用最快的束縛把我的腳捆住，引向其他地方。」他在所做的一切中都保持着這種強烈的節奏。
1712 年，Desideri 從羅馬乘船前往印度。1714 年，他開始從德里步行穿越喜馬拉雅山到拉薩，這次旅行花了 18 個月。他睡在地上，甚至雪地裏，遭遇雪盲和凍傷。有一次，他在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上，緊緊抓住兩根藤繩搭成的橋，走得很不穩。爲了穿越拉達克沙漠，他加入了一位韃靼公主的商隊，每天晚上在她的帳篷裏與她爭論神學問題。
當他終於到達拉薩時，國王和喇嘛們熱情地歡迎他，當他宣佈他自己也是個喇嘛，並打算讓他們都皈依天主教時，他們的熱情並沒有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建議他學習佛教，這是個好主意。如果他真的瞭解佛教，而且他還能說服西藏人相信天主教更好，那麼他們當然會皈依。
Desideri 接受了這個挑戰。接下來的五年，他在拉薩周圍山區的佛教寺院中度過，這些寺院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學術機構之一。Desideri 開始了他長達 12 年的神學和哲學課程，他用藏文詩詞創作了一系列基督教小冊子，並將其提交給國王。這些小冊子被寫在偉大的西藏圖書館所使用的卷軸上，字體優雅，木箱雕花，十分精美。
但他的計劃被戰爭粗暴地打斷了。一支來自附近王國的軍隊入侵並毀壞了拉薩，謀殺了國王，之後入侵者又被中國軍隊打敗（譯注：1716 年至 1717 年，準葛爾汗國入侵拉薩，並殺死和碩特汗國的拉藏汗。）Desideri 撤退到一個更偏遠的寺院，他致力於他的基督教小冊子，並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文本。他還將偉大的佛教哲學家宗喀巴的作品翻譯成意大利文。
在他的書中，Desideri 非常準確地描述了藏傳佛教，特別是在一卷名爲《關於在西藏觀察到的虛假的和特殊的宗教信仰》（Of the False and Peculiar Religion Observed in Tibet）。他解釋了空性、業力、輪迴和冥想，他還談到了佛教對自我的否定。
很難想象 Desideri 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使用另一種語言閱讀、寫作和思考另一種宗教上。（現任達賴喇嘛的翻譯修頓・金巴 [Thupten Jinpa] 告訴我說，Desideri 的藏文手稿甚至比意大利文手稿更有洞察力，而且也是用特別漂亮的藏文寫的。）當我讀他的書時，我能感覺到他在努力保留他的傳教士信念，因爲他沉浸在「虛假而奇特的宗教」的實踐中，並對其實踐者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Desideri 克服了喜馬拉雅山脈的暴風雪、山洪和戰爭，但是官僚內訌最終使他陷入困境。敵對的傳教士卡普欽會（Capuchins）與耶穌會爲爭奪福音的地盤而進行激烈的鬥爭，他們將西藏據爲己有。耶穌會負責人 Michelangelo Tamburini 命令 Desideri 立即返回歐洲，直到領土爭端得到解決。這封信花了兩年時間才到達西藏，收到信之後，1721 年，德西德里沒有選擇，他不得不離開。
接下來的 11 年裏，他一直寫信呼籲梵蒂岡讓他重返西藏，那裏顯然已經成爲他真正感到自己是自己的唯一地方。1732 年，當局作出了有利於卡普欽人的裁決。他的書不被允許出版，他也永遠無法返回西藏。四個月後，他去世了。
幾乎在 Desideri 的書的結尾處，我看到了一個句子，讓我感到很震驚。他寫道：「我經過拉弗萊什，9 月 4 日，到達勒芒市（Le Mans, 譯注：法國城鎮，位於拉弗萊什東北約 50 公里處）。」
拉弗萊什？休謨住過的那個地方？我發出了一聲驚訝的叫聲。習慣於在珍本圖書室進行頓悟的圖書館員們沒有對我噓寒問暖，而是微笑着。
我走向一家咖啡館，狼吞虎嚥地吃了一個三明治（我突然又餓了），並對這個新發現進行了評估。會不會有什麼聯繫？
【五】
Desideri 手稿的英文版有刪節，Petech 於 1952 年出版的關於意大利傳教士的書《西藏和尼泊爾的意大利傳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之中是否有更多信息？這本書總共七卷，從未翻譯或重印，第二天會從倉庫運來。
我給弟弟布萊克（Blake Gopnik）打電話，他是一名藝術史學家，懂得意大利語（還有法語、德語、拉丁語和盎格魯-撒克遜語），請他爲我翻譯。在我最感黑暗的日子裏，他一直是我的支柱。我想，這次我的深夜緊急電話是關於一份晦澀難懂的手稿，而不是一顆破碎的心，他應該會感到無比欣慰。
在布萊克的幫助下，我找出一段關於法國的較長文本。Desideri 寫道：「31日（8月）中午左右，我到達位於拉弗萊什的皇家學院。在那裏，我受到院長、教務代辦（procurator）、Tolu 神父和其他幾位神父的特別關注。4 日，我離開了拉弗萊什。」
因此，Desideri 不僅去過拉弗萊什，而且還與皇家學院的耶穌會士長時間交談。和布萊克一起讀 Petech 那套書，我意識到拉弗萊什的耶穌會士甚至可能有 Desideri 的一份手稿。Petech 詳細描述了 Desideri 手稿的歷史。
他解釋說，Desideri 實際上寫了多份關於其旅行的手稿。他從印度航行到法國時寫了第一份，有證據表明，他在 1727 年從法國到羅馬的途中帶着這份手稿。回到羅馬時，他對自己的手稿進行了大量修訂。六個月後，他又寫了一份新的手稿。在這個版本中，Desideri 寫道：「當我通過法國和意大利回到托斯卡納（Tuscany）和羅馬時，許多文人、紳士和重要人物都強烈要求我按照適當的順序寫下我在不同時期告訴他們的一切。爲什麼呢？」他寫道，「西藏的宗教『與其他任何宗教完全不同』，『值得了解，以便進行爭論』。」
因此，Desideri 有可能給拉弗萊什的皇家學院送去了這份修訂稿的副本，耶穌會士們經常互相傳閱這種未經發表的報告。
但 Desideri 是 1727 年到訪拉弗萊什的，休謨則是在八年之後，也就是 1735 年才到達那裏。在那裏，會不會有人告訴了休謨關於 Desideri 的事情呢？Tolu 神父是一位對 Desideri 很感興趣的耶穌會士，但我找不到關於他的任何線索。
或許，休謨的信中會有一些線索呢？我坐在狹窄的沙發牀上，聽着雨聲，翻閱他的大量信件。沉浸在 Desideri 的世界裏很吸引人，也很累人，沉浸在休謨的世界裏則是純粹的享受。休謨比其他任何偉大哲學家的文筆都好，而且，與很多偉大哲學家不同的是，他很有趣，很有人情味，公平且有智慧。雖然他身材魁梧、笨拙、心不在焉，說起法語來還帶着難聽的蘇格蘭口音，但他卻迷住了沙龍裏那些成熟的巴黎女士，她們叫他 “le bon David” ——好人大衛。
休謨總是滿懷深情地描述他在拉弗萊什的日子。在他現存的信件之中，有一封信談及他在拉弗萊什的經歷，他說他一直在學習，拉弗萊什的圖書館非常好，看書是一種遠比聽教授講課更好的學習方式。至於收穫旅行和學習的所有好處，他寫道：「沒有比拉弗萊什更合適的地方了……人們非常文明和善於交際，除了城裏的好夥伴，還有一所由一百名耶穌會士組成的學院。」
後來的一封信表明，休謨至少與這些耶穌會士之中的一位有過長時間交流。他回憶說，他在皇家學院的迴廊裏散步，腦子裏「裝滿了我的論文的主題」。與一位「有一定學識」的耶穌會士一起，這位耶穌會士在描述一個奇蹟，這啓發了休謨提出他最智慧的懷疑論觀點之一。
他說，根據定義，真正的奇蹟是非常不可能的，它意味着欺騙或錯覺是一個更有可能、也是更好的解釋。這位耶穌會士理解這個推理（休謨寫道「他非常沮喪」），但他說這根本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爲如果是這樣的話，你不僅要拒絕相關的奇蹟，還要拒絕所有的福音書。懷疑論者休謨嚴肅地指出：「我認爲，把這一觀察作爲一個充分的答案是不錯的。」
這位「有一定學識」的耶穌會士是誰呢？有沒有可能是八年前與 Desideri 會面的神父之一？不管他是誰，我想知道他和休謨還談了什麼？
【六】
年輕的時候，你想要工作、愛情和孩子。人到中年，你就渴望物質。沮喪的時候，你不再想要任何東西。慾望、希望、未來本身——所有這些似乎都消失了，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但現在我至少想要知道，休謨是否可能聽說過 Desideri —— 這個跡象表明，我有可能找回自己的未來。
關於我這樣一個 50 歲女教授的前景，實事求是地說，我曾以爲自己會獨自度過未來時光。但後來我有了一兩次浪漫的冒險，是與女人和男人的冒險。在那段危機時光裡，我發現我可以與女性建立深刻持續的友誼，也可以有浪漫的愛情。那麼我以前關於自我認知的部分，好像也是錯的。
不過我仍然很脆弱，我的前任情人發來的一行郵件再次將我籠罩在黑色抑鬱之中。但這些冒險是令人振奮的。
其中一次冒險發生在蒙特利爾——我在那裏長大。有一次，我回到以前的大學做演講。一天晚上，我在暴風雪中沿着聖勞倫斯大道走向一個約會地點。突然，16 歲的我出現了。在記憶中像幻覺一樣生動，她穿着嬉皮士風格的復古皮草大衣，在雪地裏大步走來，像她經常做的那樣，急切地道：「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接下來會發生一些事情，即使它不是我所渴望的新生活。
我重新開始工作。2007 年，我開始在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摩爾傑出訪問學者（Moor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ship），很高興能離開我那黑暗、寒冷的房間和憂鬱的記憶。學校給了我一個陽光充足的大公寓，可以看到聖蓋博山。我發現自己又能寫關於兒童的文章了，於是我開始寫作下一本書《寶寶也是哲學家》（The Philosophical Baby），同時我也在持續進行有關休謨的這個個人項目。
【七】
我的哲學偵探故事促使我去了解拉弗萊什皇家學院的更多情況。如果說我的無神論觀點使我質疑佛教徒，那我對耶穌會士就更懷疑了。畢竟，至少在傳統說法裏，啓蒙運動的全部意義就是爲了消除天主教會的惡劣影響。
伯克利圖書館只有一本關於拉弗萊什皇家學院的書：1889 年出版的四卷本、1200 頁的《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學院》（Un Collège de Jésuit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有着厚厚的大理石紋理封面。在我去加州理工學院之前，我曾翻閱過這些書，並對這個地方有了一些瞭解。之後，非常幸運，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鄰居竟然是科學史學家 Mordechai Feingold, 他是研究 17 和 18 世紀耶穌會士及其科學貢獻的世界級專家之一。
長期以來，傳統的學問認爲，耶穌會是正統、退步觀念的執行者。但 Feingold 告訴我，在 17 世紀，耶穌會士實際上處於知識和科學生活的最前沿。當然，他們致力於天主教神學，而天主教當局嚴格控制哪些思想被允許、哪些被禁止。但皇家學院的耶穌會神父們對數學、科學和當代哲學——甚至是異端哲學——都有很多瞭解。
休謨曾說，笛卡爾（Descartes）、尼古拉・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啓發了《人性論》。我瞭解到，笛卡爾畢業於拉弗萊什的皇家學院，馬勒伯朗士最敬業的學生也曾在那裏任教，儘管最狂熱的馬勒伯朗士主義者最終被解僱。學院圖書館裏有笛卡爾、馬勒伯朗士和貝爾的書——它們都在梵蒂岡的禁書名單上。（休謨的《人性論》後來也進入禁書行列。）
拉弗萊什還具有驚人的全球性特點。17 世紀，在巴拉圭、馬提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國以及加拿大，都能看到皇家學院的校友和老師，他們在印度和中國也隨處可見。事實上，這個沉睡的法國小鎮是歐洲爲數不多的、有學者同時瞭解當代哲學和亞洲宗教的地方之一。
Feingold 告訴我，耶穌會的人記錄一切。如果我想知道誰在拉弗萊什與休謨交談過，可以去羅馬找找看。
【八】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任期即將結束時，我在一個類似 TED 的會議上做了場演講。這個會議上，來自不同領域的成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激勵年輕人，並互相感動。在我演講過程中，聽衆之中一個身材高大、引人注目的白髮男子以一種特別熱情的方式點頭大笑。原來他是 Alvy Ray Smith,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的聯合創始人。
與我不同，Alvy 多次躍入新的生活。在新墨西哥州的小鎮上，他以南方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男孩的身份開始，然後投身於舊金山反主流文化的最狂野領域。後來，他衝動地放棄了在紐約大學擔任計算機科學教授的工作，再次前往加利福尼亞，因爲他覺得「會有好事發生」。事情確實發生了：他在施樂公司（Xerox PARC）幫助發明了第一個彩色計算機圖形；然後是盧卡斯電影公司（Lucasfilm），他在那裏幫助發明了第一部計算機生成的電影。之後他躍躍欲試，創建皮克斯，又離開皮克斯，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並將後者賣給了微軟，於是他靠着收益退休了。現在他住在西雅圖，在那裏收集藝術品，證明數學定理，並以研究歷史爲樂。
他最喜歡的座右銘來自一位計算機先驅艾倫・凱（Alan Kay）：「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是發明它」（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會議持續了兩天，在會議結束時，經過幾次長談——但連一個吻都沒有——他又邁出一步，決定他的下半生將和我在一起。如果我對此反應有點慢，也沒關係。他已經習慣了別人需要花點時間才能趕上他對未來的設想——特別是那些小氣的學者。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結束之後，我回到了心愛的伯克利老房子。我的前夫已經搬去波士頓，我買下了他的那一半房間。Alvy 在一個週末來看我，我們開始每天晚上通電話。我決定聽從 Feingold 的建議，去羅馬的耶穌會檔案館看看。我試探地詢問 Alvy 是否願意一起去，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約會地點，他發現這個景緻比他坐在特雷維噴泉（Trevi Fountain）邊上曬太陽要浪漫得多。哇，這似乎是個好兆頭。
檔案館很不好找，它們隱藏在聖彼得大教堂的一個角落後面，找到實際的記錄也不那麼容易。在那裏的最後一天，我們發現了耶穌會目錄中的條目，其中列出 1726 年、1734 年和 1737 年住在耶穌會皇家學院的所有人：總共約 100 名教師、學生和僕人。Desideri 到訪時，有 12 位耶穌會神父在拉弗萊什，休謨到達時他們仍在那裏。所以休謨有很多機會了解 Desideri.
【九】
一個名字躍出紙面：查爾斯・弗朗索瓦・多盧神父（P. Charles François Dolu），一位曾被派往印度的傳教士。這一定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那個 Père Tolu. Petech 書中所寫的 “Tolu” 是個轉寫錯誤。
Dolu 對 Desideri 特別感興趣，而且休謨在拉弗萊什逗留期間，Dolu 也在那裏。他還曾在東方呆過一段時間。他會不會是那個缺失的環節呢？
回到加利福尼亞，我在伯克利圖書館的目錄中卻根本找不到關於 Dolu 的資料。當時谷歌圖書剛剛誕生，所以我在全世界的圖書館中搜索「多盧 耶穌會士」（Dolu Jesuit）。Alvy 在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而複雜的電子表格中記錄了我們找到的東西。
我們發現，在 1730 年代，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歐洲人親身體驗過佛教，而且他們都曾在耶穌會皇家學院學習。第一個是 Desideri, 第二個就是 Dolu. 他曾參加過另一次引人入勝的東方旅行：法國派往佛教國家暹羅的使團。
1680 年代，暹羅國王 Narai 對基督教感興趣，甚至對歐洲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更感興趣。路易十四於 1685 年和 1687 年向暹羅派遣了兩個使團，其中包括一支由耶穌會科學家組成的強大隊伍，Dolu 便是 1687 年派出隊伍中的一員。
另一位大使是 17 世紀的另一傑出人物：修道院長德喬西（the abbé de Choisy）。他是一個公開且著名的異裝癖者，給法國宮廷的女士們提供時尚建議。他寫了一本有趣且受歡迎的書，講述他的暹羅之行。在拉弗萊什的圖書館裏，休謨有這本書，同時還有他的醜聞自傳《異裝癖德喬西神父的回憶錄》（The Memoirs of the Abbé de Choisy Who Dressed as a Woman）。修道士的性取向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 17 世紀的冒險和越界精神。相比之下，21 世紀的精神往往顯得呆板。
1687 年派出的使團，包括 Dolu 和其他耶穌會士，在暹羅停留了一年，並與 Talapoins——歐洲人對暹羅佛教僧侶的稱呼——相處很長時間。他們中的三人甚至住在佛教寺院內，並遵守寺院的規則。
然而，與派往西藏的 Desideri 使命一樣，暹羅使團也以流血和混亂告終。1688 年，當地朝臣和僧人起義，反對自由派的國王和他傲慢的外國顧問。他們刺殺了 Narai 國王，兩種文化之間的新橋樑崩塌了，耶穌會士們也只好逃往他處。他們中的一些人遇難，Dolu 和其他幾個人逃到印度的 Pondicherry, 在那裏建立了一個耶穌會教堂。
1723 年，在經歷了非凡的多事之秋和異國情調的職業生涯之後，Dolu 退居到平靜的拉弗萊什，度過他的餘生。休謨到達那裏時，Dolu 已經 80 歲，是最後一位倖存的使團成員，也是耶穌會科學偉大時代的遺蹟。
我不得不從相互矛盾的片段中拼湊出 Dolu 的形象，這些片段大多來自他在印度的生活。
對於信奉新教的英語作家來說，他是個典型的天主教狂熱者。但是同時，天主教卡普欽派的作家——也就是 Desideri 的對手——攻擊 Dolu 和他的耶穌會同事對印度教過於同情。Dolu 曾與其他兩位神父一起砸開了一座印度教寺廟的大門，並毀壞了燈和火把。但他與耶穌會的印度傳教團團長 Jean-Venance Bouchet 一起，設計了融合印度教傳統的天主教儀式，不過梵蒂岡未批准這種儀式。事實上，Bouchet 成了一名著名的印度教學者，接受了印度教的服飾、禁慾主義做法，甚至是素食主義。
我還瞥見 Dolu 身爲科學家的一面。當時的一份期刊報道說：「從來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有禮貌和慷慨，也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瞭解自然世界。」耶穌會士把最先進的 12 英尺長的望遠鏡帶到暹羅，之後又帶到 Pondicherry, 他們因此有了重要的天文發現。我看到一幅雕刻畫，畫中內容是暹羅國王 Narai 通過其中一個望遠鏡觀察月食。
Dolu 還很有幽默感，他寫了一些諷刺性的小品和劇本。一位名叫 Saint-Fonds 的貴族知識分子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作爲一種娛樂，他曾在法國邀請 Dolu 與 Robert Challes 共進午餐。Challes 是個強烈反對耶穌會的作家，實際上是個無神論者，他也曾在暹羅和印度旅行。Saint-Fonds 說，他本希望能夠享受兩人之間肯定會產生的那種激烈爭論。但相反，他寫道：「我發現自己處於最溫和的微風之中。Dolu 神父這個傳教士，表面看上去有着狂野的鬍鬚，但任何時候都是一個耶穌會士。也就是說，有禮貌和政治性，比世俗的人更懂得詼諧對答。」
Dolu 是個福音派天主教徒（evangelical Catholic），而休謨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新教徒，但他們有很多共同點——無盡的好奇心、熱愛科學和對話，以及最重要的，幽默感。Dolu 聰明、淵博、好客且機智，而且肯定「有一定學識」。他正是休謨會喜歡的那種人。
我還發現了一些別的東西。休謨曾說，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的《歷史與批判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對《人性論》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關於「斯賓諾莎」（Spinoza）的條目。我在詞典中找到了那個條目，那是一本出色的、百科全書式的字典，600 萬字的篇幅，充满混亂的腳註、腳註的腳註、參考文獻和交叉引用。斯賓諾莎詞條中的一個腳註關於「東方哲學家」，他們和斯賓諾莎一樣，否認上帝的存在，主張「空」的觀點。它還交叉引用了另一個關於暹羅僧侶的條目——內容正如耶穌會使團的教士所描述的那樣。休謨一定是在 Dolu 居住的大樓裏閱讀了關於佛教和 Dolu 的旅程吧！
【十】
我學到了什麼？
我瞭解到，休謨可能真的知道佛教哲學。事實上，他是在歐洲爲數不多的有這種知識的地方寫下《人性論》的。Dolu 對暹羅佛教有第一手經驗，並與瞭解藏傳佛教的 Desideri 有過長時間交談，甚至有可能皇家學院的耶穌會士也有一份 Desideri 的手稿。
當然，我們不可能確定休謨在皇家學院學到了什麼，也不可能知道其中是否有什麼影響了《人性論》。像笛卡爾、馬勒伯朗士和貝爾這樣的哲學家已經讓休謨走上了懷疑論的道路，但僅僅是聽到佛教反對「自我」的論點，就有可能使他進一步向這個方向發展。佛教思想可能已經滲入他的腦海，影響了他的思想，即使他沒有追蹤它們的來源。畢竟，當代的哲學家們已經知道，借用思想而不用記得它們到底來自何處。
我在一本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休謨、佛教和耶穌會的論文，長於腳註，短於浪漫（譯注：論文於 2009 年發表在 Hume Studies, 她的個人網站提供全文下載，下載鏈接：http://alisongopnik.com/Papers_Alison/Gopnik_HumeStudies_withTOC.pdf）。
我做這項研究的時候，許多不遺餘力幫助我的歷史學家告訴我說，我這個古怪的個人項目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趨勢：歷史學家已經開始以一種新的全球方式來思考啓蒙運動。那些吱吱作響的木船帶着思想跨越大陸、語言和宗教的界限，就像現在的互聯網一樣（儘管前者要慢得多，也許更危險）。作爲這個新的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新的書目、傳記以及 Desideri 的翻譯已經開始出現，東方和西方哲學之間的新聯繫也不斷出現。
我們很容易認爲啓蒙運動是幾個具有標誌性的歐洲哲學家的獨家發明。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啓蒙運動的精神，休謨和佛陀所闡述的精神，瀰漫在我一直講述的故事裏。在西方和東方，想以某種絕對的、形而上學的名義轉換和征服「虛假和奇特」的慾望當然一直存在，現在依然存在。但這個故事中的人物更強烈地受到簡單的求知慾和對經驗的渴求之驅使。他們想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海洋的另一邊是什麼，山的另一邊是什麼，宗教、哲學甚至是性的分歧的另一面是什麼。
這個故事可能有助於解釋休謨的思想，它毫無疑問地體現了這些思想。所有的人物一開始都有明確的、相互衝突的身份——熱情的意大利傳教士和彬彬有禮的法國神父，西藏國王和喇嘛，暹羅國王和僧侶，持懷疑態度的蘇格蘭年輕人。
但我瞭解到，他們都比乍看起來的要複雜得多、不可預測而且不固定，甚至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休謨和佛陀都會爲這種想法點頭致意。儘管 Dolu 和 Desideri 去暹羅和西藏是爲了把歐洲的智慧帶給佛教徒，但他們也把佛教徒的智慧帶回了歐洲。暹羅和西藏對他們的改變，比他們對暹羅和西藏的改變更大。而在拉弗萊什的兩年時間，無疑也改變了大衛・休謨。
休謨、耶穌會士、暹羅和西藏也改變了我。我一直認爲（thought）休謨對自我的看法是正確的。但現在，我第一次感受到（felt）他是正確的。
2010 年，我和 Alvy 結婚了——未來被重新創造。
我又一次成了一個特別幸運和幸福的女人，充滿了非理性的興奮和日常的快樂。但這並不是我的全部，我發現我可以愛女人，也可以愛男人，可以愛歷史，也可以愛科學，我可以在悲傷和孤獨中前進，而不僅僅是在幸福當中。就像 Dolu, Desideri, 性別轉換的修道院長和暹羅天文學家國王一樣，最重要的是，就像休謨本人一樣，在人類心靈的純粹無盡的好奇心和人類經驗的純粹無盡的多樣性中，我找到了救贖。
最后修改于 2021-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