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用兩小時看完張廣達先生 2009 年在台灣大學所講的「我的學思歷程」分享，在此記錄一點感想。

他 1957 年被錯劃爲「右派」時只有 26 歲，「文革」結束才恢復比較正常的讀書教學工作，那時已是48歳，人生中最好的 22 年在政治動蕩中浪費了。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經歷不勝枚舉，高爾泰先生的《尋找家園》、巫寧坤先生的《一滴涙》等等回憶都使人涙下。張先生自己說，他的經歷分享可以爲巫先生的著作補充一些邊角料。與高先生和巫先生稍有不同的是，張先生自言，其後來的治學取向與年輕時的經歷密不可分，因此他花了整場一半的時間回憶年輕時的苦難。

他當年從燕京大學物理系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人文社會學科在 1949 年之後的遭遇。年紀輕輕的他，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想法，不明白爲何自己就突然成了所謂「右派」。他有很長時間想不通，終於回頭向歷史求教，發現了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發現了王陽明的《瘗旅文》，發現了清代汪中容甫，發現了王國維觀堂等人的遭遇。他才明白，若遭遇極權或亂世，讀書人的命運往往如此。遂稍安其心，學著在逆境中求生存。

張先生的這段心路歷程，我可謂感同深受。甲午秋冬，我被關押期間無書可讀。回到住所，書籍亦無所得。心中想的便是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和《瘗旅文》，想的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想的是《史記・伯夷叔齊列傳》。那種情況下，不由得我不去想，因爲那是我彼時唯一可以依賴的思想資源。重獲自由之後，我進一步考察明代讀書人的生存狀態以及對生死的思考，也因此得以對明代自王陽明以降的讀書人有了一番新的認識。比如台灣南華大學廖俊裕所寫的《儒學的生死學——以晚明儒學爲文本》就曾帶給我啟示。

張先生年輕時不可能讀到 Hannah Arendt 的著作，也不可能讀到其它有關極權統治的書籍。他的父親教他學會忍辱負重，因爲極權之下無理可講。幸運的是，我在考察明代讀書人生存狀態之時，還能夠同時考察前蘇聯和前東歐共産國家知識人的生存狀態，比如 Joseph Brodsky / Czesław Miłosz 等人的遭遇。帶著自身經歷再來看這些人的著作，當然有了新的體會。他們使我能夠從更宏觀、更高遠的視野看待自身遭遇和時勢，也就能夠一定程度跳出自身所處所限，獲得心靈上的解脫，從而重新安頓生命與生活。

張先生年輕時靠著與古人的心心相印從而接觸到以宋明理學爲代表的傳統脩養工夫，終於使自己能夠活下來，而且沒有放棄希望和志向。張先生「六/四」之後去國，在海外重新展開學術研究，至今已歷二十餘年。他在對比中西方文化時說，中國思想源頭所關注的重點是人本身，而西方文化源頭所關注的重點是客觀世界。因此中國發展出非常細密的內省和脩養工夫，至今仍然非常珍貴，這些思想是中國人對人類的重大貢獻。西方許多人遇到問題要求助於心理醫生，無法自己排解，而懂得內省脩養的中國人則少有此慮。這或許只是張先生的一家之言，但以我過去幾年對現代心理諮詢的瞭解和對傳統心性之學的脩習來看，張先生此言不虛。

最後，推薦「台大演講網」，可以在此看到许多好的演講視頻，只是網站需要穿牆而過。

最后修改于 2016-04-19